「懲戒」,顧名思義重之在「戒」,以懲治矯正為手段;「體罰」則基於「罰」,形之於體。兩者不可混為一談,若想正本清源,必須讓教育的「懲戒權」納入公權力、公共事務的範疇,並透過法律層面來闡明並保障,行使與被加諸「懲戒權」的師生雙方。

隨著大陸教育部宣示,將研議修法明訂教師的「教育懲戒權」,也讓長期以來,備受各界關注、熱議,有關「懲戒」、「體罰」的課題再度浮上檯面。各界「懲戒權回歸學校」、「賦予教師教育懲戒權」的聲浪,也體現出校方與教師身處概念化的「懲戒教育」、口號般「愛的教育」,乃至「變相體罰」間的兩難。

去年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第二小學啟動「戒尺進入課堂」活動,全校36班每班均配備一把「戒尺」;2017年山東省青島市政府發布地方性規章《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均期盼教師重拾「敢管、善管」的形象,維護師道尊嚴,但前提是必須出於對學生的關愛、保護,且「學校的懲戒規定應當向學生公開」。

總之,對學校、教師與學生、家長而言,即使教師依法行使「教育懲戒權」,對學生進行懲戒教育,一切過程仍需公開透明,並接受師生、家長的監督。唯有釐清懲戒、體罰兩者,且入法、依法,才能讓「教育的歸教育、行政的歸行政、法律的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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