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的認定,今年7月美國將迎接有史以來最長的經濟擴張期。自上次衰退谷底的2009年6月起算,至今經濟擴張時間累積已達121個月。美國總統川普則表示自己入主白宮時,美國經濟已瀕臨崩潰(When I took over this economy, this economy was ready to crash),藉此誇耀個人施政(包括貿易與減稅政策)有功。

但真是如此嗎?只怕未必!

一般分析景氣循環的特徵時,會從深度、廣度與持續期間等三個面向切入。先就深度來看,近30年來美國景氣擴張期間的經濟成長速率不斷減緩,從1982年起的4次景氣擴張期裡,美國經濟成長年化季增率便由4.4%逐次減弱至3.2%、2.9%,本波循環則僅及2.3%;再就廣度而言,美國房市、就業、薪資、消費與投資市場呈現擴張趨勢,近10年來也不曾改變;至於持續期間,自1854年NBER正式發布美國景氣循環以來的33次景氣循環中,最長的6次景氣擴張期均處在二戰之後。若扣除二戰後重建期及越戰時期兩次景氣循環,史上長度第四、第二(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老布希與柯林頓政府時期的120個月)、第六及第一長的景氣擴張期,均發生在1980年後,似乎顯示景氣擴張期拉長已是數十年來的新常態。因此,要說美國迎來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期是一人之功,未免誇大,而經濟成長率在近期4次擴張期逐次下降背後的原因,更是一個新課題。

那麼,到底該如何解讀本波美國經濟擴張?綜合各研究單位與學者的觀點,大約可歸納為4個觀察面向:首先,最易為人理解的解釋因素,莫過於科技進步。資訊革命讓訊息流通快、成本低,推動網路無遠弗屆的時代來臨,使B2B、C2C變得容易,改變了過往的生產模式;第二,頁岩革命後,頁岩油開採更為快速有效,使原油供給不再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所把持,兩次石油危機的逆風因素已不復見,也是可能的成因。

第三,全球化也是景氣擴張期變長的重要原因。雖然有研究指出,全球化讓世界各國的景氣循環規律趨於同步化,甚至加大了某些國家的震盪幅度,但對於以消費或服務業為主的美國來說,全球化反而有助緩和景氣波動。只因透過生產外包與轉移,景氣循環中反應最為劇烈的上游製造業部門,大多已不在美國境內,美國國內自然「感覺」不到景氣的輕微下行,縱使經濟成長速度略見趨緩,卻仍能維持擴張格局。

同時,全球化雖導致生產者爭奪生產要素而推升了原料價格,卻也帶動生產效率的提升及全球分工。尤其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加入工業生產行列後,不僅抑制了物價上漲壓力,並帶動實質所得成長,有助延長景氣擴張。這也是近年來美國在經濟持續成長下,卻出現物價上漲停滯現象的原因。而本波景期循環之前的3次擴張期,美國物價年增率平均達3.1%,但近10年平均卻只有1.7%,即是例證。

第四,相較於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恐慌(衰退期長達43個月)與失序,聯準會在金融海嘯後祭出非傳統的超寬鬆貨幣政策,大量釋出流動性,不但成功地讓經濟衰退期縮減至18個月(2008年1月~2009年6月),也讓資金取得變得容易,經濟更不易因資產泡沫破滅而出現景氣下行的風險,間接拉長了景氣循環擴張期。

問題是,就像森林火災為大自然生態的一部分,景氣衰退本就是資本主義運作下的一種自然現象,也是長期經濟發展的必要匡正過程。適度的森林火災清除了既存的僵固格局,景氣衰退也提供人們除弊與創新的機會。但如今,全球跟隨著美國腳步,採行寬鬆貨幣政策釋出大量流動性、壓低利率,固然緩和了景氣的下行力道,卻也創造出大量的殭屍企業,反而使資源錯置的問題加重,導致經濟長期成長力道減弱,更遑論貨幣寬鬆等同間接鼓勵民間從事過多無效率的風險投資,正不停地吹大全球債務泡沫。以美國為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GDP比已由1985年35%,暴增至2018年46%的歷史高點。

其實,各國政策制定者實不應將景氣衰退視為經濟成長過程中的威脅,正常的景氣循環能確保小病不致於惡化成重症,亦即讓經濟「適當」衰退而非「完全」避免衰退,才是正確的施政作法。但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總統川普竟仍屢次疾呼聯準會降息救經濟,無視目前這波景氣有部分是人為「做成的」,並非是自然「長成的」,若其再刻意干擾經濟的正常運行,只會得到貧富差距不斷惡化的後果。

換言之,在經濟長期擴張聲中,當前的榮景不過是在政策推升下「插管續命」罷了,絕非川普所說的「麗質天生」。再加上年初以來總是陷入騎虎難下的聯準會,幾近完全被市場情緒所「綁架」,難以完全發揮應有的理性作為。美國當前創紀錄的經濟擴張期,只怕不見得是好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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