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當代歷史學新趨勢》一本全面談論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的專書。當前的歷史學趨勢可歸類為全球視野、帝國與國家、跨文化交流、環境與歷史、「科學、技術與醫療」、情感、歷史記憶、「閱讀、書籍與出版文化」、大眾史學、新史料與歷史書寫。在時間推移下,歷史學研究也隨著時代背景而發展出與前一個世代截然不同的研究趨勢,內容著重於目前史學研究的熱門與前瞻議題,使讀者更能領略史學研究趨勢如何隨時代背景演變。

在具體的中國歷史研究中,除了一些國族主義式、意識型態化鼓吹和宣傳,我們看到很多實證成果仍是單線的、因果論或目的論式的歷史解釋與書寫模式,摻雜著空洞的宏大議論與毫無自省意識的後設敘述,展示的是油水兩層的史論拼合或以論代史。

經過十多年的譯介,西方新文化史中的許多經典著作,在中國大陸相繼都有了中譯本,新文化史也為越來越多人所知。這其中,真誠支持者有之,葉公好龍者有之,反對者亦不乏其人,而誤解、不解者更是所在多有。故而,筆者在此前的基礎上,想首先就新文化史研究中容易引起爭議的三個問題,再次表達一些自己的看法。之後列舉若干實證研究成果,以見近十幾年來中國大陸新文化史研究的進展和現狀。

融入史學的思維

首先是理論問題。嚴格來講,新文化史本身並不是理論,即便它吸收了很多理論成果──特別是文化研究、新歷史主義以及有關的文化理論,儘管許多西方新文化史家確實也有很高的理論修養,經常「借助一些新概念,讓許多新的主題得到了發現和探索」,但新文化史的生命力仍然在於一系列足以「示來者以規則」的研究實踐,這使得它不會像過去中國引介的一些西方理論一樣,潮來潮去,最後淪落為「新名詞運動」,對實際的歷史研究貢獻無多。

新文化史在西方的成功也提醒大陸學者,對理論要有一種開放的態度。

因為在實際的史學研究中,哪怕是最「反對」理論的實證研究者,均無法擺脫理論的束縛,不管是在研究主題的選擇、研究方法的採用,或是在表述研究發現時所使用的概念、語言和敘述方式,以及最後呈現出的結論與研究結果,皆已包含一定的理論預設和價值判斷,而且這樣的預設及判斷已經內化於研究實踐中,讓我們永遠無法掙脫,只有憑藉這些先行或先驗的理論預設,我們才能更好地開展自己的研究,更好地表述在研究中的發現,也才能更好地讓研究成果為讀者接受。

承認與否,歷史學科在過去近200年的發展中,已經不斷從其他學科的理論中獲取營養。甚至有學者認為理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沒有歷史學與理論的結合,我們既不能理解過去,也不能理解現在。」實證史家認為自己可以充當理論法庭判官的看法,太過於自負和自欺。

相輔相成,理論探索也亟需歷史學家的加入,需要「融入史學的思維」,不能任由理論家海闊天空,「因為歷史學家對社會理論核心問題的意見不僅重要,而且有啟發意義。」

「文化轉向」的結果

在今天,歷史研究,或者更確切說歷史書寫,已很難被視為一種純客觀的、無視理論的行為。因為古往今來,歷史學家或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寫出沒有任何哲學或意識型態立場的歷史,唯一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承認這種立場,以及是否意識到我們的選擇被其左右」。這些年來,「後現代轉向」(postmodern turn)、「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等思潮,已經對歐美的歷史學研究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促使更多的新文化史家對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進行重新思考,讓其更加重視歷史書寫或歷史敘述的作用。原因在於歷史書寫本身並非中性和透明的,而是充滿意識型態與道德判斷的行為,經常是有大義存焉的敘述政治(narrative politics)和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而歷史的「真實」(truth)必須仰賴書寫來呈現,無法外在於歷史書寫的模式和策略。

進言之,「過去」(the past)必須經由歷史學家的書寫才能得以「再現」(representation),而這個「再現」自然並非「過去」的如實反映。其中,歷史研究者的書寫策略與修辭方式,也參與了各式各樣的歷史記憶或歷史「真實」的形塑。我們在實際的研究中,必須重視歷史書寫對建構歷史「真實」的作用。諸如此類,均離不開對理論的了解與學習。

更進一步說,理論尤其是目前正在為多數史家吸收和借鑑的文化理論,其主要用途並不在於能夠更「精確」描述過去和現在,也不在於能夠更有效地發現與揭示「真理」或「真相」,最重要的還是它們作為有效的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思想資源,可以讓史家(特別是飽受國族主義浸染的中國史家)更加謹慎地對待自己的工作,更加謹慎地展示自己的發現,更加謹慎地對待各種分析框架和研究典範,更加嚴格地使用諸如「現代性」、「近代化」、「進步」、「啟蒙」、「真實」、「科學」、「客觀」、「民族國家」之類概念和預設,從而避免讓研究者本人成為意識型態的俘虜和強權政治的擁躉,同時也不致於成為歷史神話的背書者與政治謊言的犧牲品。

由此,我們的確可以這樣認為:歷史研究或者說新文化史研究的實質,猶如在歷史與理論之間艱難地走鋼絲,為了尋求更合理的歷史解釋,歷史學家「與其說是在發現新的經驗事實中度過,倒不如說是在一系列理論研究的時光中度過,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比較笨拙地實現歷史與理論的結合中度過的」。

可惜的是,在具體的中國歷史研究中,除了一些國族主義式、意識型態化鼓吹和宣傳,我們看到很多實證成果仍是單線的、因果論或目的論式的歷史解釋與書寫模式,摻雜著空洞的宏大議論與毫無自省意識的後設敘述,展示的是油水兩層的史論拼合或以論代史。

其次,是關於新文化史研究中對「文化」的看法及新文化史的邊界問題。新文化史為「文化轉向」的結果,自1970年代在歐美勃興以來,其影響逐漸擴大,在美國尤其盛行。

正像一個西方學者所謂:「新文化史之所以新,主要是因為它還沒有被另一個歷史研究的觀點取代。至少在美國,它穩坐歷史書寫舞臺中心的時間比從1960到1970年代早期的新社會史更久,而且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呈現衰弱的跡象。」(待續)

#歷史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