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提葉。(取自網路)
夏提葉。(取自網路)

社會亦非文化現象產生的簡單背景,社會本身亦是一種文化建構,作為一種範疇的社會類別本身,亦需要被研究與重新概念化。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或許是在認識論領域「重建更堅固的社會概念」。

在當下西方,新文化史已經有統攝整個歷史研究領域之勢,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經被寫出或可以被寫出它的文化史;新文化史也同更多的相鄰學科發生了密切關係,包括文藝學、社會學、民俗學、語言學、藝術史、書志學、地理學、考古學,甚至是生態學和生物學等,成為一個各學科的學者都在實踐與對話的領域。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一個新文化史研究的國際化潮流已經出現,流風所及,中國大陸歷史學界亦受到一定的影響。

文化史邊界問題

隨著新文化史影響的不斷擴大、其自身問題的不斷暴露,以及人類學家對文化概念與人類學科自身理論的檢討,乃至關於文化經典、多元文化主義的爭議和文化泛本質化等問題的出現,人們對新文化史的批評與質疑也如影隨形。

尤其針對「文化」的定義及其同社會的關係乃至文化史的邊界問題,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50多年前所指出的,假若什麼都是文化,沒有什麼不是文化,如此賦予文化這樣一個無所不包的總體解釋,就意味著它也難以解釋任何東西。又如夏提葉(Roger Chartier)之質疑:「如果所有姿勢,所有行為舉措,所有能夠被客觀評測的現象,都必定是個體將意義付諸於事物、文字和動作的結果,到那個時候,我們是否應該改變觀察的視角,將所有的歷史,無論是經濟或社會史,人口史或政治史,都視為文化史?在這種基本上屬於人類學式的視角下,所產生的危險是會出現一種帝國主義式的定義,將所研究的範疇等同於歷史本身,進而導致自身的崩解」。

故有評論家指出,隨著文化史的盛行,可能就沒有「文化史」這樣的領域,有的或許只是歷史學家在「用一個文化的模式」來研究歷史,「現在也許到了去追問什麼不是文化史,以及它何以至此乃至未來何去何從之時」。年鑑學派過去曾經試圖吸納各種社會科學進入歷史學,結果使歷史學面臨喪失自己特性的危險,今天的新文化史是否會重蹈覆轍呢?

眾所周知,新文化史經常被視為一種「人類學的歷史學」,就在於它從人類學那裡受益良多,所以,新文化史家同人類學家在談到「文化」時一樣都使用複數,並不會認為某個文化會更優越於其他文化。他們也都會反對一些社會本能主義的解釋,以及一些非歷史的、本質論式的預設和概念,而把文化當作一個「社會生活的類別」(category of social life),與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同,又非全然無關。可惜歷史學家在借用別的學科的重要概念時,往往表現得不夠嚴謹和主動,像新文化史家從人類學那裡援引「文化」這個關鍵概念,即是如此。

於是,他們就會濫用人類學民族誌的權威和方法。同樣,文化本身是一個眾說紛紜、極難定義的現象,它不是一個等著被描述的科學「客體」,也不是能夠被明確闡釋的象徵與意義的統一體,「文化處於鬥爭之中,是暫時的、不斷生成的」,「文化和我們對『它』的看法都是歷史地生產、激烈地爭鬥出來的」。進言之,文化並不那麼容易再現和復原,更不會輕易被「發明」出來,可卻很容易會被簡單化、同質化與有名無實化。

因之,新文化史家「在將文本的類比擴大到更加深奧的研究物件上的同時,不知不覺地誇大了他們所研究的文化領域的一致性」,從而妨礙了對文化差異和多樣性的研究。一旦把所有的日常生活實踐泛化為文化建構的因素,不管是經濟的或是社會的,無形中會導致兩個重要的缺陷:「其中之一是文化主義,也就是過分注意歷史的文化和符號方面,而忽略了結構的決定因素。

另一個是對於語言的體性,對於語言在社會上的構成方式以及它在社會上又構成什麼不注意。」這樣的取徑正落入新文化史家之前所批評的單一決定論的窠臼。恰像社會史家艾文斯(Richard J.Evans)指出的:「對於文化和語言的新強調,破壞了常見之於馬克思主義、年鑑學派和新韋伯主義的社會史中那種優先考察原因的做法,在其中,經濟因素通過社會發揮作用,依次被政治和文化因素表現。

但如今,經濟決定論被文化決定論取而代之,其中,文化本身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從而缺乏任何一種普世性的解釋力。」艾文斯進而認為,對文化因素的強調和對社會因素的忽視,其實質是穿新鞋走老路,重蹈了舊式政治史只重視菁英的覆轍,在研究典範上可能是一種退步;況且舊的社會史亦沒有完全忽略政治、語言和文化的建構效果,所以,社會史並沒有窮途末路到該被我們澈底拋棄之際。

由社會習俗所決定

因此,在一些學者看來,「文化」不能被看作一種促進變化的根本原因,也不能獨立於包括社會的或制度的因素之外而發揮作用。

進一步說,文化的意義亦不能簡單地被貶低為語言學對於某個文本的破壞,或被視為某種狹隘的形式,其仍是由社會習俗所決定。亦即「文化不再是解釋發生的根基;相反,它代表的僅僅是關於一切有關歷史變化的解釋的一部分,解釋的效果(以及侷限性)需要與其他因素、經濟、政治等一起進行準確評估」。夏提葉甚至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指出:「文化並不能被當作是一個可以與經濟和社會相區別的產物及實踐的特殊領域,文化並不優於或超越於經濟與社會關係,亦不能視其與之漠不相關。」文化實踐或許永遠都是同社會實踐混雜在一起、不可分割。

然而,社會亦非文化現象產生的簡單背景,社會本身亦是一種文化建構,作為一種範疇的社會類別本身,亦需要被研究與重新概念化。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或許是在認識論領域「重建更堅固的社會概念」。但如何理解社會與文化,乃至經濟、政治之間的關係及複雜互動?仍然是一個需要仔細討論的大問題,這也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後社會史的興起提供了空間。(待續)

#經濟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