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寶。(取自網路)
程美寶。(取自網路)

就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的部分接受和應用情況做簡單反思與鉤沉,從中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還是有不少學者寫出了優秀成果,儘管他們不一定打著該旗號。

其他類似的印刷文化史研究也有不少優秀的成果。像王奇生從傳播學角度對《新青年》創新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新青年》之所以從初期寂寂無聞到後來影響廣大,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運動」出來的,跟《新青年》作者隊伍的改變、思想主張的激進化以及社會時代環境之變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發生有關,也跟陳獨秀等人對媒體傳播技巧的嫻熟運用大有關係。

從建構論角度處理

馮佳對五四後期發生的科玄論戰重新加以考察,從思想社會史角度關注了《科學與人生觀》的編纂層面,以及相關的論戰文獻版本、修辭特點、背後的商業利益、派系矛盾等因素。馮佳此前也曾對《古史辨》以書信體為主的編纂形式進行了研究,但處理方式稍顯生硬。而程美寶的專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並非要談何謂廣東文化,而是關注近代「廣東文化」自晚清以來的建構過程。作者希望藉此個案,來提出一個便於理解晚清以來中國地方文化觀之形成過程的分析框架。相比很多思想史、觀念史研究者不加考辨直接採信文獻的做法,作者在書中尤其重視對表達地域文化的文類及文獻本身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程美寶另外還有多篇論文處理近代出版文化的問題,如她關注《國粹學報》所刊載的博物圖畫的特色、來源及其印刷技術問題。

可以預期,醫療衛生文化、政治文化和印刷文化研究之外,大家未來應該會更為關注一些看起來細小瑣碎但卻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更喜歡從建構論(Constructionism)的角度去處理和檢討諸如信仰、儀式、空間、象徵、書寫、修辭、記憶、身體、物品之類的問題,也會借鑑更多西方一些原創性理論家的理論和實證史家的研究成果。像程美寶曾研究過近代早期來華外國家庭中的中國傭人,為歐美來華貿易船隻擔任「引水人」的船民,以及其他一些中西交往中的小人物,包括一些在18世紀英國活動過的中國普通人。這些人物都是在中西交流史上為人所忽略的,但他們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程美寶的努力告訴我們,只要足夠仔細的發掘與解讀資料,一樣可以重建他們的歷史。類似再現「沒有歷史的人」聲音的努力,黃江軍(秋韻)從一個獨特文本《田家讀者自傳》入手,細緻分析其建構過程和主要內容,並結合有關語境,揭示出《田家讀者自傳》一書的編輯情況、所收自傳的作者情況、作者地域分布、自傳的大致內容、自傳的書寫策略和特性,進而在方法論上提出書寫農民史的可能。

探索下層民眾史

李曉方則以家鄉贛南下村為個案,吸收了人類學的做法,試圖在對村落、建築及其承載的故事進行敘事與分析的基礎上,探討相對缺乏歷史書寫的廣大鄉村社會的集體記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邏輯關係,試圖為書寫下層民眾史進行一些探索。

賈欽涵則從性別史與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對近代中國的麻將遊戲進行了研究,考察了麻將在近代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女性廣泛參與這項娛樂活動過程中展現出的悖論。曹南屏則寫出了玻璃在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史,他認為,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通過衛生知識的普及、文明話語的渲染,以及西方生活習尚的深入人心,外加「物」的象徵意義和消費意義的充分凸顯,中國各階層人士對玻璃的喜好和追逐,已經在這一時期被成功構建;由此,玻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契機,開始逐漸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

以上僅僅就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的部分接受和應用情況做簡單反思與鉤沉,從中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還是有不少學者寫出了優秀成果,儘管他們不一定打著該旗號,如南京大學的孫江已經在許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特別善於以講故事的方式展開歷史研究,又具有跨國眼光與理論視野,不過,他自認為自己的研究屬於新社會史領域。

故此,總體上看,新文化史作為一種史學研究實踐,同時又作為一種研究典範,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內地史學工作者接受和追隨。21世紀以來,經由台灣學者和中國大陸西方史學工作者的譯介,特別是經由台灣史學界的實踐示範,也逐漸影響到一部分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受此衝擊,一些近代史研究者也身體力行,相繼寫出了自己的新文化史作品,儘管其中一些研究不乏模仿和稚嫩成分,但已經可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應該可以激發更多的學者關注新文化史和加入這個陣營,進而嘗試寫作自己的新文化史作品。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本人水準和所見有限,以上的列舉並非面面俱到,筆者只是僅就自己稍微熟悉的若干研究領域略作舉證,以便讀者管中窺豹,故對於這些領域之外也包括之內的很多優秀實證作品均未涉及,而且為了避嫌,筆者也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擱置,讀者鑑之諒之。(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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