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第2季經濟成長率再度放緩,從前1季6.4%降到6.2%,創下27年來新低。這個數字符合大陸官方預期,以平常心看待,外界卻相當憂心,認為是大陸經濟崩壞的前兆。

為何同樣一個數字,卻出現截然不同的解讀?原因很簡單,北京深知這是改革必要之惡,是追求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陣痛。早於2015年習近平開始推動供給側改革時,就已定調未來數年大陸經濟將經歷一段中成長期。加上這一年中美貿易戰的紛擾,對外部需求形成龐大壓力,連帶削減大陸經濟成長動能。6.2%接近今年經濟預測目標區間中值,顯然是北京可以接受的數字。

不過,外界卻有不同的看法。除了一向認為大陸經濟成長率長期高估、造假的質疑聲浪外,《華爾街日報》一篇報導,則從經濟體制的觀點切入,指出大陸由政府主導的國家經濟模式,正逐漸失去動能,目前的成長力道恐怕難以為繼。加上過去這些年來,為了阻止經濟下滑,大陸從中央到地方,推出各式各樣刺激經濟措施,包括擴張政府支出、多次降準向市場釋出大量流動性、大規模減稅等,但遲遲無法收到預期成效,顯見內部經濟體質已經出了很大問題,可能是經濟崩壞的徵兆。

兩造說法看似都言之有理,但真實情況如何,或許還是得依靠實際數據來加以判讀。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2015年第1季到2019年第2季這18季期間,共有12季大陸國內消費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比率超過6成,比重高達2/3,2018年4個季度貢獻率甚至都在7成以上。相對地,代表外部需求的淨出口(出口減進口)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比率,有11季出現負值,顯示大陸經濟已不再像過去那般依賴出口。消費與淨出口兩者角色的互換,正意味供給側改革確實對經濟結構調整起到一定作用。改革成效是好的,卻也付出經濟成長減速的代價。

減速會造成大陸經濟的崩壞?這個推論可能言過其實。原因在於大陸經濟雖下滑至6.2%的27年新低,但減緩速度並未有明顯加速跡象,且相較於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大陸經濟表現仍是箇中翹楚。更何況,大陸這一波經濟成長降溫,一開始源頭並非來自於總和需求不足,而是因為供給過剩的調整所造成。因此專門對付總和需求問題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自然難以施力,效果也就跟著大打折扣。而且,換個角度來看,若非有這些刺激經濟措施在底部支撐,實際的經濟數字一定更加難看,保6搞不好都有問題。顯然地,外界認為一連串刺激經濟政策未收到預期成效,可能是經濟崩壞前兆的說法,並沒有充分證據支持。

有趣的是,隨著經濟增速的下滑,愈來愈多專家學者認為大陸未來將無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例如前述提到的那篇《華爾街日報》報導就指出,大陸這種國家主導的經濟成長模式,可能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若再不轉型,就難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以台灣、南韓及日本過去的經濟發展軌跡為例,說明這3國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立基於對外開放貿易與投資,同時採行真正的市場經濟(民營經濟為主),因此才能在超高速增長後還能維持一定的成長力道,而這剛好是當前大陸所欠缺的。

盱衡世界歷史,從未有一個集權領導國家的經濟體制,可以成功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富裕國家。不過,這樣的模式能否直接套用在大陸身上,有待商榷。耶魯大學教授Stephen Roach日前指出,大陸不會有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目前大陸經濟成長放緩是刻意轉型策略造成的,並不是天然形成,而這正好與我們前面的觀點不謀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轉型過程,正在為大陸儲備未來成長的動能。根據大陸學者所做的一項總要素生產力(TFP)研究,近5年來大陸總要素生產力趨勢持續向上,整體成長率將近5%,其中第3產業的成長尤為強勁。這隱含著供給側改革帶來的轉型成效,其實相當顯著。尤其是製造業的轉型與服務業的升級,充分體現出總要素生產力的轉變。這或許也帶給北京當局一些啟發,處理好和美國的貿易摩擦,維持競合關係,持續改革路徑、加速推動創新(不只企業與產業創新,還包括政府思維與制度創新)與第3級產業的發展,將是未來經濟成長的關鍵所在。面對當前成長率放緩現象,北京當局可以有這樣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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