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將於八月中旬召開會議調升明年的基本工資,我國如今基本工資月薪已達23,100元,時薪亦達150元,如若本次順利調升,這將是蔡總統任內第四次的調升,這樣的調升雖有助於領基本工資者,但卻無助於絕大多數薪資不高者,所得分配並不會因此獲得衡平的改善。

我們以過去五年(2014~2018)的資料觀察,這五年總計調升了三次的基本工資,依薪資中位數報告及去年工總估計,受惠者只有七十萬人,加計部分工時者(時薪調升亦受惠)總共約一百萬人。然而,經此連年調升,除了一百萬人受惠,那些月薪(經常性薪資)不到四萬元者的上班族裡,仍有高達四百萬人依舊聞風未動,連年的基本工資的調升並未產生「比價效應」而澤及國人。

依勞動部的職類別薪資調查推計,近五年(2014~2018)除兩百萬名經理、主管及專業人員、一百萬名受惠於基本工資者月薪成長逾一成,其餘成長有限,估計五年來月薪依舊停滯,甚或下滑者仍逾四百萬人。例如總數達122萬人的事務支援人員(資料輸入人員、接待人員、總機人員等),去年他們月薪平均3.4萬,五年只成長4.3%,其中仍有部份服務於製造業、服務業的事務支援人員月薪不升反降。

再如,總數223萬人的技藝及設備操作員(各類維修、機械操作、美編、印刷、組裝人員)平均而言,去年月薪也只有3.2萬,五年增幅也只有5.4%,其中任職於營造業、專業服務業者更呈現負成長。

又如總數50萬人的基層勞工(清潔人員、廚房幫忙、勞力工、收票員等),他們的工資只略高於基本工資,達2.6萬元,五年來也只小增6.2%,而任職於營造業及若干製造業的基層勞工,月薪反呈下滑。還有,莫以為逾百萬名助理專業人員(各業技術員、會計人員、專業秘書等)月薪不錯,成長率也不錯,事實上任職於專業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業及半數製造業者的月薪平均也只有3.5萬,五年來薪資停滯,甚至下滑者也不在少數。

這些資料告訴我們,台灣受僱於企業的八百萬名上班族(不含政府部門),真受惠於基本工資調升者為數不多,尤其月薪高於基本工資而不及四萬元者,仍有高達四百萬人並未享有「比價效應」而提高收入,反之,為數不少的人還呈下滑,欲以調升基本工資來改善所得分配,只怕是力有未逮。

更令人憂心的是,當景氣趨緩之際而硬要調升基本工資,非但無法改善各階層的收入,反而會導致就業機會的減少。韓國近年由於基本工資調幅過大,失業率扶搖直上,如今已是四小龍失業率最高的國家。過去韓國失業率一向低於我國,隨著最低工資連年大幅調升,去年失業率超越我國,今年上半年更升至4.3%,遠高於我國的3.7%。

這說明政府調升基本工資必須審時度勢,當景氣不佳仍執意要調升基本工資,雖可嘉惠少數人,但這可能要以更多工作機會的消失為代價,尤其近兩年正值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全球景氣走疲,在企業獲利減緩下,政府堅持要調升基本工資,企業只好以減少人力來降低成本,失業率從而上揚,民怨因而升高,執政者費盡心力,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豈是善策?

今年我國經濟已在保二邊緣,而國發會每月公布的景氣燈號更長達八年未亮紅燈,尤有甚者近十個月連綠燈都消失了,所亮者盡是藍燈、黃藍燈。試想,這樣的景氣如何能支撐連續四年的基本工資調升,而一旦支撐不了,那麼我們豈不是要重蹈南韓的覆轍?屆時失業率升逾4%、5%都是有可能的事。

我們並非反對調升基本工資,惟調升與否仍應以景氣、經濟成長、通膨率及一般勞工的薪資增幅為依據,而非以政治情緒決定。以近三年(2016~2018)而言,我國經濟成長年年低於全球,經常性薪資成長5.8%,物價升高3.4%,而同期間基本工資月薪、時薪升幅卻高達15%、25%,基本工資升幅已然偏高,若明年還要繼續調升,這看似嘉惠勞工的政策,恐就要以大量工作消失為代價,總統選舉之際而讓失業率月月創新高,當局應不樂見才是。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曾以專章論及勞動工資,他認為政府應站在勞工這一方,以使勞工至少能獲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不過工資最後能否調升仍取決於一國的資本與所得能否持續成長,後者如未增加,前者決不可能增加,他表示:「只有一個社會進入進步的狀態,才能讓社會的任何階級都愉快而溫暖。」顯見,若總體經濟上不去,再多的干預也是枉然。

我們肯定近年政府在改善所得分配上的努力,惟調升基本工資終非萬靈丹,也非衡平的重分配政策,須知,如今景氣已連續十個月亮不出綠燈,如此慘淡的景氣,是否適宜再調升基本工資,府院當局宜多加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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