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與大運河,均為中國古代超大型公共工程:前者純屬軍事價值的國防建設,後者兼具交通運輸與國防支援,分別貫穿中國東西與南北,所展現的效益在當時具全國性公共財(public goods)性質。

中國歷代長城的興建,尤其是秦、漢、明三朝,均與防堵北方民族南下牧馬、掠奪財物具密切關係。當今所見並在1987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長城,實指明代興建的長城;秦代長城似已土崩瓦解,或埋沒在荒煙蔓草中,卻仍有遺存價值,值得考古挖掘與遺址重現。

秦始皇併吞六國後,北禦匈奴、南征百越,築長城、開馳道等,造成百姓在兵役與勞役上沉重負擔。就築長城而言,將秦、趙、燕諸國所建長城連結,從臨洮到遼東綿延萬里,故稱「萬里長城」。由於勞民傷財,不恤民瘼,在中國歷史上極具爭議性,甚至被指為暴君。問題是大建設是否具有淨效益(即效益減去成本),值得從成本效益分析角度加以詮釋。

檢視萬里長城的具體效益,主要在於防止遊牧民族南下掠奪,構築農耕民族的防衛前緣,藉以維護領土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具有保家衛國功能,營造安居樂業及農工商業正常運作環境,對當時社會所產生的效益應該很大。

然在資源投入方面,萬里長城的興建,實質工程經費龐大,主要係來自人力與建材投入。秦始皇強徵民伕30萬人,絕大多數係來自民間具生產性的勞動力,影響農民莊稼收入及生活所需,其機會成本與隱藏性成本頗高。強徵民力千里跋涉服勞役,形同課徵重稅,民不聊生自然民怨高漲。且在興建過程中,許多人付出寶貴性命,其生命價值損失屬於一項巨大的社會成本,執政者卻完全無視。龐大工程強壓在短期內完成,未能體恤人民負荷能力,自然為王朝延續製造極大風險。

從當時的政經情勢言,修築萬里長城應有其必要性;然在推動方式上,上位者過於獨裁、蠻狠、急功好利,視人民如草芥,讓人民無以為生,六國遺民揭竿而起此起彼落,不旋踵秦朝滅亡。由此可見,君王不善待百姓,造成勞役、租稅負擔過重,剝奪人民生機,不但大幅低估工程成本,也加速一個王朝敗亡。

隋唐大運河為歷史上另一項具爭議的工程。據典籍所述,隋煬帝費時6年,前後徵用500萬以上民工,開通濟渠,疏古邗溝,挖永濟渠、鑿江南河,能夠貫穿黃河、淮河、海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的大工程,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除在當時方便隋煬帝下江都,為其旅遊帶來效用滿足外,漕運兵馬、糧草、物資、礦產等,節省運費及時間成本,繁榮兩岸城市,連結區域文化交流,均有其具體經濟效益,千百年來歷久不衰。2014年亦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京杭大運河,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利用隋唐大運河不少河段,取直疏浚而成。

秦始皇與隋煬帝的是非功過,交由史學專家來評斷,此處只關心這兩項公共建設的成本與效益。其實,隋煬帝的問題一如秦始皇,同樣在罔顧民瘼、橫徵暴斂下,強徵民工且不顧人命下完成。如此造成田園荒蕪,妻離子散,引起民怨無限,帶來極高的社會成本,也直接造成王朝覆亡。

不論古今中外,統治者為了強化治理,國防建設與公共工程均不可缺少。然而民主政治與專制獨裁的差異,主要在於有無重視人民價值。秦漢長城與隋唐大運河均屬世所罕見大工程,具有大效益,但也產生大成本。

在歷史的長河中,隨者中國北方情勢變遷,萬里長城不但已內部化為國土的一部分,且在戰爭型態隨著科技進步由冷兵器進入熱兵器時代後,長城早已失去軍事防禦功能,如今只剩古蹟遺存價值而已。至於大運河,原本或許是為了便於皇帝旅遊巡行,的確引起許多爭議與負面評價,然而經過歷史洗禮,部分地區仍貨暢其流,降低運輸成本,繁榮地方經濟,社會效益仍持續展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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