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來不是一個講究平等的社會,在現代化法律運行於中國之前,中國社會裡有「家長」,有「家人」,唯獨沒有「個人」。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的去判斷,去感受,去界定,自己在特定人群中的應有位置與微妙變化:因為不同的位階,對應著不同的規矩,同時也反射出中國社會的倫理性。

大陸在土改後,徹底的摧毀了仕紳階級,幾次重大的政治運動,則充分調動出了人性中惡的一面;文革結束,不再搞階級鬥爭了;但是前幾十年所種下的惡因,卻毫不客氣的以各種鬼魅的形式飄盪在中國社會的上空,遲遲不肯褪去。當然,持平而論,即便是魑魅魍魎本身,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受害者。

官本位深植人心

官本位深植人心

我第一次深切體會到官本位思維在大陸社會的深植人心,是從2004年發生的一件小事情上看出來的。當時我承擔了幾個農村孩子的學費,孩子們經常寫信給我,一方面匯報學習情況,一方面向我表示感謝。讓我十分吃驚的是,好幾位孩子不約而同的在信末寫上:「叔叔,像您這樣的好人,以後一定會當大官的。」看來在偏遠農村孩子的心目中,在大陸的頂尖大學裡當老師,算不上是什麼太好的工作。

孩子們的想法都是大人給的,在那些孩子身邊教育著他們的大人並沒有看錯,在中國的社會裡,唯有當官,有權,才是硬道理:雖然現在官不再那麼好當了,風險係數也加大了許多。但無論如何,學而優則仕,在當代中國確實有了新的內涵,當上領導成了許多高校教師們的重大追求。

有心搞學問的專家們,未必對行政職務真正感興趣。擔任領導的缺點在於行政工作會影響做研究的時間,好處則在於能直接或間接的掌握各式學術資源。

在官本位體制之下,未能經過體制認可的大學教授,基本上很難「著名」起來。因為一切的榮譽與資源,都是由政府來控制與主導;這也是政府統治讀書人的一種有效方式。

所以大陸上絕大多數的高校教師,都被淹沒在無窮盡的填表申請課題、評獎,以及在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等勞動之中。

學者痛恨腐敗

體制的缺陷,造成了很大的學術尋租空間。包括學者在內,一般人對腐敗的痛恨,與其說是對社會公義的要求,不如說是一種分不上一杯羹的嫉恨心理反應。

所謂的「著名」教授,固然有學養精深的專家,但是也不乏與官方、商界關係良好,深諳潛規則的「綜合型」人才;甚至是完全談不上有什麼學問,卻能在名牌大學裡當上教授、博導的,也不乏其例。至於那些不屑於爭取官方資源,或者是欠缺這方面能力的學者,多數只能是一輩子藉藉無名。

其實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時間裡,大學並不是這個樣子。當時的大學沿襲了蘇聯早期的體制,主要任務是為國家培養專業幹部,其次是改造教師和學生的思想,大學與教育乃是作為一條「戰線」而存在。文革以前,由於反右的緣故,大學中的知識分子都是被教育的重點對象,即便是校黨委書記與校長都可能瞬間被鬥倒,所以「官本位」的氣氛,至少是在大學裡面,還不算是太濃厚。文革期間自不必說,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所以在大學裡也談不上什麼「官本位」。

上一世紀七零年代末,鄧小平全面推動改革開放,政府逐漸改變了由老幹部出任大學領導的傳統;為了朝向現代化的大學邁進,政府開始提拔真正的學者專家擔任校長。那一段期間甚至還出現過像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等十分有聲望的教育改革家。但是在進入九零年代以後,大學的體制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學開始被區分為「副部級大學」與「正廳級大學」。

學術機構官僚化

在教育部直屬的大學中,有三十幾所大學的校黨委書記與校長,都是副部級官員(雖然權力大小有別,但在級別上等同於直轄市副市長、副省長,或是中央部會的副部長);常務副書記與常務副校長屬於正廳級;副書記與副校長都是副廳級;學院院長、書記是處級幹部;副院長與副書記則是副處級幹部(副縣委書記、副縣長都是屬於這個級別)。在大學裡面,只要當上了中層幹部(處級、副處級),那就是個官兒了。

正是因為學術機構官僚化的原因,在教育部直屬的大學裡(簡稱「部屬院校」),各大學間的差異非常小;搞清楚了一所大學的問題後,基本上對於全國同一等級大學的類似問題也就都弄明白了。所有的部屬院校其實都是一個模樣,因此人們總是戲稱,北京大學不過就是教育部設置的中關村分校,清華大學則是五道口分校,浙江大學是杭州分校,中山大學是廣州分校,武漢大學則是武漢分校。

質言之,近十幾年來,大陸的頂尖大學無論是在資金投入、硬件建設、以及人才引進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現在能夠進入大陸頂尖高校(C-9序列)工作的年輕人,若不是取得了世界一流名校的博士學位,就是出自國內頂尖名校,並被肯定具有高度的學術潛力。此外,幾乎所有的頂尖大學,都積極地砸下重金禮聘國際級的學者來校工作。

集中力量辦大事

官本位體制下的大學,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與特色;從某些方面來說,正是因為這種體制中的某種優點,使得中國的頂尖大學能夠超常規的發展。但是當大學發展到了一個階段之後,官本位體制與思維,就成了中國的頂尖大學晉升世界一流的最大阻力。因為一所世界一流大學所需要的自由思想、恬靜的學術氛圍,厚重自律的學術傳統,大陸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能具備。

才能被體制耗損

大陸的高人與奇人非常多,但多數人的智力、精力,還有個性都被體制大量的耗損掉了;解放大陸這方面的能量,乃是中國邁向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必須要做的大事。這件事情的難度極高,因為觸動太多有權勢的人的核心利益。然而,一個民族是否能夠被稱之為是偉大的民族,就是看這個民族有沒有與自己私欲做鬥爭的能力。移風易俗之事,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見,我對中華民族的不斷進步,還是懷抱深切希望的。(《渡盡劫波兩岸情緣》之五十六)

#大學 #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