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立於石坊街(今衡陽路)上的急公好義坊,現移至228公園內。(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提供)
原立於石坊街(今衡陽路)上的急公好義坊,現移至228公園內。(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提供)
《艷陽下的北斗星:臺北知府陳星聚──被遺忘的臺灣史關鍵人物》。(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提供)
《艷陽下的北斗星:臺北知府陳星聚──被遺忘的臺灣史關鍵人物》。(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提供)

臺灣開發史研究多著重於劉銘傳,陳星聚極少,因此臺灣幾乎無人知道陳星聚,其實陳星聚是清末在臺灣任職最久的地方官吏,將近12年,都集中在當時還算蠻荒的北臺灣,任職之長在清末極為少見。

臺北城的興建歷經一波數折,建後使用了約20多年即被日本人破壞殆盡,如今只剩下名為承恩門的北門是當初築城者原汁原味的古蹟;至於東門、南門及小南門則是下半段城牆為原貌,上面的城樓則整修的不復舊觀了。

豐富臺北城建設

至於興建臺北城的到底是誰?說法上有許多歧異,以臺北市政府探索館所述,說建城者為劉銘傳,其實是極大的錯誤。應該這樣說,建城者是第四任的臺北知府陳星聚,但陳星聚大概只建成城廓,劃定街道和民居商店的建築規範(寬1丈8尺,深24丈),並建築了文廟、武廟、城隍廟、考棚、登瀛書院,以及府衙和相應的臺北府施政機關,府城完工後約七個月他就積勞而逝於任上,之後臺灣設省,劉銘傳出任第一任的臺灣巡撫,決定將省治設於臺北府城之內,開始一些現代化的建設,包括建鐵路、裝電燈、設電信局,並引進洋商,豐富了臺北城內的建設,使臺北成為當時中國最為現代化的城市之一。

因此,公平地說,臺北城建城的是陳星聚,繁榮臺北城的是劉銘傳,各有功勞也各有艱辛,但必須劃分清楚功績,不可偏頗於一人。

臺灣開發史研究多著重於劉銘傳,陳星聚極少,因此臺灣幾乎無人知道陳星聚,其實陳星聚是清末在臺灣任職最久的地方官吏,將近12年,都集中在當時還算蠻荒的北臺灣,任職之長在清末極為少見。

陳星聚在臺灣任官從淡水同知開始,當時轄區自臺中大甲溪以北直至淡水、基隆,廳治設在竹塹,即今新竹市,這一職務他擔任了四年七個月,且為末任同知,更是任期最久的淡水同知;之後,隨著臺北設府裁撤淡水廳,他轉任中路撫番同知,方六個月就同時代理臺北知府,總共代理了將近四年才真除,又繼續擔任實授臺北知府將近四年,直到逝於任上。

清末在臺灣任官不是好差,是十分艱苦的差事,若不是為了升轉,沒人要來,或是就任極短時間即辭官不做,當時臺灣的衛生條件不佳,瘴癘遍地,許多官員病逝於臺灣。

陳星聚是從福建的古田知縣調臺灣淡水同知,知縣為七品官,同知為五品官,他在福建供職八年,擔任五個縣的知縣,政績雖佳,但一次躍升兩品,其實不是他的政治關係好,而是因為他沒有背景,又願意來臺灣。

地方官均未久任

淡水於雍正九年設廳,至陳星聚出任同知時已歷142年,他是第111任,之前110位同知,任期最長者為兩年多一點,有一年連派四任同知,其中病逝者、辭官者不知凡幾,總之平均任期不滿一年半。

第110任淡水同知是政績不佳而被貶官的,閩浙總督李鶴年及福建巡撫王凱泰急著找人遞補,他們找來找去找到陳星聚這個不符規定升遷的人,會銜推薦給清廷,一方面對陳星聚讚譽有加,一方面對淡水廳環境的惡劣有如下的敘述:「淡水同知有經管倉庫錢糧、承審命盜案件,所轄地方負山濱海,民情浮動,械鬬成風,加以界連生番,一切控制巡防,均關緊要。該處相距府城窵遠,全賴該同知遇事持平妥辦,非精明強幹、熟悉海疆之員,不足以資治理」等語,可見當時淡水民風和環境的艱困。

這是場面話,其實還有說不出的問題,就是淡水設廳142年,清政府一直無法行使有效的行政管理,對人口的掌握和地土的歸屬迄無法建立檔案,這就無法進行數字的管理,前任同知就是對此一籌莫展而被免職。

從七品官躍升五品這種好事(或者說是「壞事」)怎麼會落到無身家背景的陳星聚頭上,從他在福建任官的經過大概可以得到答案。

陳星聚任官很遲,48歲以抗捻軍守城有功獲保舉出任福建順昌知縣,任職2年2個月,興利除弊政績頗多,尤其緝匪時親入匪寨勸棄干戈,只抓頭犯不及從附,免得生民塗炭,此舉大獲左宗棠讚賞,百姓感念也為他建生祠;隨即調建安知縣,在任10個月,捐俸修書院、考棚,增設義塾,一時文風大盛,處處聞琅琅書聲。

這兩個縣都是閩北偏遠落後地區,陳星聚的政績應該是得到巡撫的注意,而調到福建最重要的縣:閩縣擔任縣令,閩縣即今日之福州,當時是福建巡撫撫台衙門所在地,所謂「知縣附廓」,為官最難,知縣和撫台同在一縣內上班,請安受命,自有艱難之處,但若奉職有狀,拍迎有道,自也不失升遷良機,但陳星聚不為此道,他發現因為縣令的官場俗務太多,而積訟案無數,他看清民眾的需要,不去官場逢迎,而專心整理訴訟積案,並平反冤獄,百姓至為感激,稱其為包青天,沈葆楨也譽他為「純儒循吏」。(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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