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塔城街15巷內,有面高約160公分的矮城牆台北城遺址。(本報系資料照片)
台北市塔城街15巷內,有面高約160公分的矮城牆台北城遺址。(本報系資料照片)

陳星聚為官21年4個月,在福建整8年擔任5個縣的父母官,多為艱苦貧瘠縣份,任期最長者2年2個月,最短5個月,但在每一個縣都留下良好的政績和民眾感戴,這很不容易,必定有切中民瘼的做事方針和效率;在臺灣11年10個月,將自大甲溪以北至淡水、基隆、宜蘭的廣袤轄區治理得逐漸走向清明,綜論他的施政,走的完全是儒家思想的治理方向,寬嚴並濟。

陳星聚在中法戰爭的陰影及時間壓力下,趕工建好了臺北城,立刻投身支援劉銘傳督辦的淡水及基隆防守戰爭,做為地方父母官,戰場在轄區,自然備感煎熬,必須提供錙重糧食、撫卹傷亡、提振士氣、安撫民心,責任自是不輕,尤其在多年建城城工的操勞之下已埋下病灶,但是陳星聚因為早年率領地方團練抵抗捻匪的經驗,對抗法戰爭也有他的戰略思想,尤其當時地方仕紳所組的民團亦躍躍欲戰。

建城時空壓力進退維谷

當時劉銘傳認為同時防守淡水及基隆力有未逮,基於守護臺北府城的優先考量,遂決定棄守基隆,這個戰略決定傷透民眾之心,陳星聚也覺得情無以堪,他與當時的臺灣兵備道劉璈都對劉銘傳的這個戰略決定不以為然,一再勸劉銘傳盡速收復基隆而見隙於劉銘傳,之間又牽涉到「湘淮之爭」,劉銘傳系屬淮軍,劉璈系屬湘軍,陳星聚未涉湘淮,但因與劉璈相同的戰略思想且聯袂勸劉銘傳,令劉銘傳大為氣憤。

戰後兩劉之爭,吵到朝廷,劉銘傳告劉璈諸多罪狀,竟使劉璈被判死刑,後又由朝廷派員調查,發現劉銘傳所告未盡真實,遂改判流放黑龍江,最後劉璈死於黑龍江。

劉璈在臺灣建省之前是臺灣最高的官吏,也是陳星聚的長官,他對臺北城方位的風水觀有意見,硬是要將臺北城向東轉了13度,陳星聚不得不接受,但也造成建城經費的增加,以及工期的延宕;而劉璈與劉銘傳的湘淮之爭,或多或少也給陳星聚造成困擾和壓力,陳星聚夾在兩劉之間,其進退之難可以想見。

陳星聚在建城之後、中法戰爭後勤支援的艱辛、戰略思想異於主帥、清廷在勝後又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的焦心煎熬和抑鬱之下,終於一病不起逝於任上。

陳星聚為官21年4個月,在福建整8年擔任5個縣的父母官,多為艱苦貧瘠縣份,任期最長者2年2個月,最短5個月,但在每一個縣都留下良好的政績和民眾感戴,這很不容易,必定有切中民瘼的做事方針和效率;在臺灣11年10個月,將自大甲溪以北至淡水、基隆、宜蘭的廣袤轄區治理得逐漸走向清明,綜論他的施政,走的完全是儒家思想的治理方向,寬嚴並濟。

連橫寫「臺灣通史」,將陳星聚列入循吏列傳,沈葆楨之前更在陳星聚擔任閩縣縣令時譽他為「純儒循吏」。

所謂「循吏」,始於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設「循吏列傳」,定義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也有史家說:「得忠臣不如得良臣,忠臣出於亂世,亂世必有昏君及佞臣;良臣出於盛世,盛世君明而臣賢。」

沈葆楨很看重循吏,曾說:「『得一名將,不如得一循吏』;名將戡之於已亂、循吏消之於未形也。」

因此,循吏必定廉、能、賢均備,又具使命感,為民眾福祉可以不計個人毀譽,因此廣泛影響社會民心,移風易俗,所謂「其德如風,風行而草偃」是也。

明朝張居正為相,喜用循吏、少用「清流」。他認為循吏是把國家社稷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官僚,而「清流」是把個人聲譽放在最前面的官員。清流夸夸而談,過於愛惜羽毛,雖可獲得社會清望,但通常對社稷殊少貢獻。

循吏光耀倏忽青史難留

陳星聚從政,始於福建,終於臺灣,並逝於臺灣,在臺灣任官既久,貢獻又很大,理當為臺灣民眾所永遠紀念,但事實卻是逐漸消失於臺灣的開發史中,這是歷史的遺珠和不幸。推測起來有幾個原因:

一是陳星聚在淡水臺北任上,忙於開拓北臺灣,並未能有遐寫出一些札記或傳記的文字流傳,又死於任上,更未能退休後撰寫回憶錄,因此有關他的文字資料,只有公牘文書散見於「淡新檔案」的瀚海之中,查考十分不易;

二是他逝於任上後,奉旨歸葬鄉里,全家十餘口人全數返回河南臨穎縣老家,無一人留在臺灣,因此只要數年,就少有人記憶了,尤其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又是一個殖民的時代開始,清治時代的人事物更被刻意的抹去;

三是在清末涉台官員中明星很多,如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邵友濂等,陳星聚雖然對臺灣貢獻很大,但在眾官員的耀眼光芒之下,北斗星也必然黯淡;

四是陳星聚死後,臺灣很快就建省,劉銘傳出任第一任的臺灣巡撫,設撫衙於臺北,開始臺北的現代化工程,並大量招募洋商外商投資,一時之間臺北城內繁華了起來,遂只知有撫台,不知有知府,可以說,建城者陳星聚,繁榮者劉銘傳,劉銘傳不承接建城之功勞也難,這就是歷史的無奈。(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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