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4日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探討全球貧窮問題的三位學者,與2015年得主類似的是,他們都重視健康、教育、公共衛生、或甚至農業的多面向研究。無獨有偶,無論是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或是尋求連任的蔡英文總統,也都提出頗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政策,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隨著明年11月大選的逼近,美國總統川普使出混身解數,除了敘利亞駐軍撤兵,試圖逐步達成上次選舉所提出的「政治承諾」外,美國時間10月11日和中國大陸達成初步的協議,美國暫緩10月中旬的加徵關稅,而中國大陸則加倍購買農產品,給川普加分不少。但在國內川普面對來自民主黨的挑戰,則有9月底以來愈演愈烈「總統彈劾」的憲政危機,以及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的「公立大學學費免費」,或是異軍崛起的楊安澤(Andrew Young)提出「每月1,000美元的基本所得」,琳瑯滿目的「政策支票」,從海外撤兵、嘉惠農民、年輕學生、乃至於一般大眾的生活收入,都成為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

而在國內,由於總統與立委大選還剩不到三個月,蔡英文總統也提出層面廣泛的「政治承諾」和「政策支票」。從「讓6歲以下的小朋友得到更好的照顧」、老人長照2.0的「進階版」、「農保+國民年金,25歲開始投保,退休後最高可月領16,000元」、以及推動賡續「最低工資法」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的立法,都是有明確標的群體之政策政見。

過去20年來,或許因為世界貿易組織(WTO)運作的「太成功」,「經濟全球化」固然帶給全球消費者更低廉的產品價格,但其後果之一,則是各國民眾彼此之間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之同時,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也呈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化現象。隨著貿易與金融的全球化,高科技業者憑藉著網路的平台,不但成為「富可敵國」與日常生活「無所不在」的跨國企業集團,而且也是最大的受惠者。然而,最近幾年來,世界各國政府快速的政黨輪替,其政治上的根源就在於,所有的政府都沒有能力解決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而這也是尋求連任、或是想要挑戰大位的政治人物,提出各式各樣、甚至令人耳目一新「政策支票」的政經社會背景。

除了「經濟全球化」之外,2013年牛津大學出版的「全球化:極短簡介」(Globaliz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其內容提及「市場全球主義」所聲稱「自由化與國際市場整合」、「趨勢不可逆轉」、「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以及「人人都可以受惠」之邏輯,在現實的政治世界運作至今,面臨極大的考驗。也因此,「正義全球主義」開始反思,「市場驅動的全球化,已經提高財富和福祉的不對稱」,民主參與之可貴必須是能夠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以及其所強調「人民有權,而不是企業有權!」

前述理論觀點之討論,落實到「政治承諾」和「政策支票」的層面,其實指的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策根本差異,前者認為,「管的愈少的政府,是愈好的政府」,後者則認為,政府應該負責「從搖籃到墳墓」。而事實上,做為全世界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當前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提出「社會主義政策」的「政治奇觀」,也是其來有自,源遠流長。

因為早在1944年元月的二戰期間,當時民主黨籍的小羅斯福總統就以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已經「不足以保證我們追求幸福的平等」為由,而倡議的「經濟權利法案」,包括:受僱的工作權(衣食休閒的足夠所得),農民的「公平所得」,免於壟斷和不公平競爭的自由、住房、醫療照護、社會安全以及教育。

儘管目前民主黨人士最熱衷的「全民醫療照護」,被川普總統斥之為「社會主義的政見」,但在「以正義之名」的大纛之下,除了日前因病短暫住院的桑德斯,曾經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之外,並沒有其他總統參選人敢公開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如果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的最適配置」,政治學研究的則會是「他人資源的最適分配」。一向探討權力與(政治)資源「如何分配」的傳統政治學,其對於意識型態光譜之界定,在美國和台灣已經因為選舉的逼近而「被創造出」模糊的空間。究其原因,仍在於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政策工具箱,對於選民有致命的吸引力,雖然這些政策施行之後,並不一定能有效解決源自於全球化的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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