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際事務的新聞報導,總是要拉點和台灣的關係,報導內容才有機會引起民眾的共鳴,不會只淪為(別人的)「國際新聞」。每年一度的全球學界桂冠諾貝爾獎揭曉時,經常是經濟學獎項最容易引起媒體的青睞。或許是因為較貼近從庶民出發的社會學、或許解釋了金融市場謎題。然而,每當得獎名單在北歐瑞典上午公布,換算時間是台灣的傍晚時分,正是新聞媒體的發稿高峰,記者要在極短時間內弄懂得獎者的學術研究,實在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第一時間的即時新聞,都會直接譯寫諾貝爾獎基金會的新聞稿,接下來,各家記者開始用力打聽得獎者和台灣的關係。

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不屬於諾貝爾遺囑中所提到的5大獎勵學術領域,而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被廣泛認為是經濟學的最高獎,回推1969年首次頒獎給挪威學者Jan Tinbergen(1903-1994)、荷蘭學者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1895年-1973年),以表彰兩位提出的「經濟分析中動態模型的發展和應用」。適逢第50周年的今年,由印度裔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班納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法國裔同校教授杜芙若(Esther Duflo)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減緩全球貧窮問題的實驗性方法」共享殊榮。

情況十分明顯,諾貝爾經濟學獎頒了50年,從來沒有華人得獎過,更何況台灣學者。那麼,得獎消息揭曉當下,媒體到底在問什麼「和台灣有關」的訊息?最簡單的提問,前三題大概是:1.認識得獎者嗎?有來過台灣嗎?2.台灣學者有沒有人和他們有關係?特別是師生關係,3.評論一下得獎的理由。

台灣媒體的快食個性,在這次獎項揭曉時,得到最大的慰籍。由於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林明仁與班納吉和杜芙若兩位得獎者在MIT有過研究交流,又是得獎者著作《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中譯本書序作者,多家綜合媒體得到初步訊息,自我衍生對台灣的政策批評,就快快「結案」,也沒有了後續。

實際上,沒有見諸媒體的訊息,包括另一位得獎者克雷默的哈佛大學同班同學之一,是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紀志毅,克雷默也曾在2017年來台參加中研院士王平舉辦的學術研討會,班納吉和杜芙若都曾答應過要來台學術旅行,卻一再改期。而三人得獎的研究理論「隨機(田野)實驗方法(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被包括台灣在內的多數傳統經濟學界,排拒在主流經濟學之外,甚至對於「貧窮」的研究議題相當生疏。一如全球經濟學界最大社群留言版economic job market rumours,在獎項揭曉後湧現的留言,對於得獎者及其研究酸言酸語,批評這是史上最糟的組合、最爛的議題、最不現實的研究成果,還有人說,只是為了挑選出一位女性獲獎,評審委員會眼中還有那些排隊數十年的老教授們嗎?

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歐洲聯盟(EU),當得獎消息揭曉時,我正在北京人民大學參加兩岸歐盟學術研討會,當場所有歐洲研究的兩岸學者莫不為此消息振奮,深感諾貝爾基金會想要賦與超過60歲的歐盟組織,一個全新的未來定位:超脫戰後的歷史包袱,用整合共識擘劃下一個甲子。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也給50歲的自己一個「創新」的開始,讓新生代學者依循個人實際經驗衍生為研究理論的第三世界發展、女性表現、行為發展經濟學等,大步超車傳統的數學經濟、計量模型和金融貨幣學,連得獎新聞稿和研究論述都第一次搭配圖畫,而不是過去充斥的數學公式,這般已然開展的歷史斷層線,對於疏離國際學術研究社群網絡的台灣,才是更需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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