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下行壓力、香港政治風波、中美「脫鉤」風險等複雜嚴峻的內外情勢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北京閉幕,黨內高層花了4天時間閉門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這次會議彰顯了習近平個人及習核心體制的權威地位,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遵循的「中國之治」,其頂層設計更趨完善。

此次全會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一方面是因為這是去年3月習近平全票連任國家主席、人大修憲後的首次黨內全會,是更權威、更穩固的習核心體制下中共全面貫徹習思想的首次全會,另一方面大陸正面臨的內外部不確定風險,中共將如何回應?在在值得關切,海內外也有許多觀察與討論。

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四中全會《公報》及《決定》呈現的是宏觀、長遠的格局,外人需要經過解讀才能辨識其政策意涵。譬如文件中「健全特別行政區國安機制」、「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等表述,放在香港反送中風波、中美科技戰背景下,其實具有非常強烈的針對性,尤其在香港問題上,強調「要健全港澳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立場非常鮮明,將成為香港政策指導方針。

四中全會及文件至少還包括以下三個重要政治訊息:第一,大陸現行制度架構已經定型,中共高層對這套架構的正當性、合理性、有效性充滿自信。第二,黨的領導將進一步加強且遍及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領域,權力集中化趨勢不可避免。第三,大陸「國家治理體系」對開發中國家具有啟示意義,未來「中國模式」的海外推廣或將成為重點,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與執行亦將納入整個頂層設計中。

顧名思義,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重點是落在「現代化」三個字上。相較於西方政治文明發展史上,「現代化」的涵義明確限定為憲政民主的選舉政治、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共的歷史與政治視角下的「現代化」完全不是上述概念。正如列寧所說「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對於中共而言,國家強大、社會安定、科技發展,三者結合就是「現代化」,故外界對大陸政治改革的浪漫想像可以休矣。

然而,政策的本質是為了解決問題。歷史也充分證明,唯有一套好的制度,才能持續不斷地制定和執行好的政策。評價大陸的治理體制,切不可落入道德或價值判斷的窠臼,而應該從實際效能與民意反應中客觀看待。首先,就實際效能而言,大陸現行體制保障了長達40年的經濟穩定發展,國際競爭力的躍升有目共睹;其次,就現實民望而言,大陸老百姓普遍認可中共領導,大部分人在現行體制保障下獲得了個人發展和進步,今年「十一」期間大陸高漲的愛國民意就是明證。

但需正視的是,大陸內外發展環境的挑戰性更形尖銳,改革發展任務的艱巨性更是前所未有的突出。此時此刻需重溫中共兩任領導人胡錦濤、習近平先後強調的名言: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何為邪路?這個定義應該相當清晰,正如前大陸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所言「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上述五點都會致使社會主義「改旗易幟」,故想必中共全黨對「五不搞」就是「邪路」的認知相當明確。

但何為老路?當然,可以說「老路」就是蘇聯體制、毛時代不符合客觀規律的那一套管理方式,恐怕沒有異議。但何為封閉僵化?這個解讀就具有主觀性和可塑性,任何制度體系無論過去效能多高、現在效果多好,只要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潮流、跟不上主流民意的期待、跟不上國際競爭的態勢,那麼就會很快變得「封閉僵化」,進而導致過去發展成果得而復失。

大陸的改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浩大社會試驗,犯下「顛覆性錯誤」的後果可想而知。四中全會已經提出2021、2035和2049三個階段的治理現代化目標,希望屆時大陸可以形成一套既高效有序、又尊重個人自由,既有全球示範效應,又體現中華文化傳統的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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