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接連推出房屋稅減稅;先於2017年推出「全國單一且自住房屋」實質稅率從1.2% 降至1%、最高可享有3萬元的減稅(250萬元房屋現值折減);近日宣布自2020年7月起,除將該類房屋實質稅率加碼調降為0.6%、最高可享有9萬元的減稅(750萬元房屋現值折減)外,還擴展優惠範圍,納入包租代管的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房屋。我們無意貶抑北市府實踐居住正義的苦心孤詣,但以房屋稅減稅做為操作工具,設思未深、恐怕是緣木求魚;且一意孤行的減稅,恐將招致台灣地方財政分權的挫敗。

居住正義的推動,目的在滿足個人基本居住的需求,旦求「安居」—居住的安定與安心。居住正義推動的首要目標,應是對於有意購屋的無殼蝸牛與無意購屋、擇屋而租者,此兩族群居住之滿足與保障。

然所爭之台北市房屋稅減稅,由於受惠對象為已有自用住宅的族群,對於推動居住正義的首要目標,並無直接的益助。充其量,可能發生的間接效果在於:冀望房東將其減稅利益,經由降低租金的方式移轉至房客,進而連動房價下跌。但由於房屋稅負擔之計算係根據低於房屋市場價值的房屋現值,實質稅率雖然減半,減稅的利益有限;複加以房屋租金與房價的構成,房屋所在之土地使用價值佔絕大比重,因此縱有部分房屋稅減稅利益移轉至房客,對於租金及房價的影響也會是微乎其微。歸根究柢,減稅的利益最有可能的結果是—成就享有減稅利益屋主的「意外之財」(windfall gains);對於推動居住正義的首要目標而言,無非是徒然糜耗稅收。

尋思減稅優惠在不同價值房屋間的分配情形,可以換個角度評估台北市的房屋稅減稅的正當性。雖然確切數字外界不得而知,但粗估應有80%以上房屋之現值,低於可抵減上限之750萬元。因此,若非真正的豪宅,減稅利益有限。按公布統計,108年度台北市房屋稅課徵戶數為118萬6千餘戶、平均房屋現值為86萬9千元。以此平均值計算,減稅利益僅有5,215元;相較可享有最高9萬元減稅的豪宅,增加了對於豪宅的補貼、造成逆向重分配的謬誤。在分配面正向的作法是—排除高價豪宅減稅之適用。

再從地方財政健全度論,台北市未必有減稅空間。按截至11月底地方政府債務統計,北市府一年以上未償債務餘額為898億元、在六都中僅小於高雄;就平均每人負擔債務3.4萬元來看,六都中也比桃園與台南還高。相較於日前北市府(包括柯市長本人在內)多次悻悻然大動作表態,不願面對稅收損失風險、反對行政院廢除印花稅的立場;此一再調降房屋稅的財政算盤,其間損益錙銖,還真讓人一頭霧水。推究恐怕是政治思維大過理性思辨。

此外,一再調降「全國單一且自住房屋」的實質稅率,北市府卻在回應對「持有多戶房屋」加重課稅的民意時,卻搬出有待中央修法調高稅率上限為由,不願推動囤房稅的課徵。兩相矛盾、扞格不入之處在於:既然在中央不修法的情形下,可以調降「全國單一且自住房屋」之實質稅率,就一定也能在中央不修法的情形下,提高「持有多戶房屋」之實質稅率;北市府可以減稅、但以欠缺法源充作無法增稅的說詞,乃不通之論也。

至於何以台北市調降房屋稅會招致台灣地方財政分權的挫敗?其實早在台北市於2017年開始調降房屋稅之初(尚包括新標準單價緩漲、豪宅加價基準下修、建商持有3戶以上稅率從3.6%降為1.5%等措施),就已造成其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跟進的壓力;地方政府間競相調降房屋稅的「租稅競爭」,彼時已如火如荼地進行中;以下試舉其犖犖大者一窺。

新北市於2017與2018年兩度調高房屋免徵現值、並於2018年10月將其他供住家用(例如,出租供他人居住使用)稅率自2.4% 調降為1.5%;台南市政府於3月宣布調高房屋免徵現值、將中古屋恢復1984年之標準單價、過去漲幅歸零、新屋標準單價打折、折舊率提高與路段率調降等降稅措施;此外,台中市、新竹縣、雲林縣、嘉義縣、基隆市、新竹市與嘉義市也都有超過一項的房屋稅調降措施。而今台北市再一次的減稅,勢必引發地方政府新一波、更為劇烈的租稅競爭。

須知,房屋稅收為地方重要歲入,在地方政府財源普遍不足的現況下,尤顯重要。但在租稅競爭下,各地方政府房屋稅收將「向下探底」(race to the bottom);影響所及,甚至會進一步株連其他地方稅收(例如,契稅與印花稅等)的減少。

最後應被指出來的是,根據今年4月制定公布的《財政紀律法》,各級地方政府或立法機關所提自治法規增加政府歲出或減少歲入者,「應先具體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並明文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移送監察院彈劾或糾舉。」各地方政府的競相減稅,不啻視財政紀律於無物。

#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