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運動人士對西式新式圖書館觀念的形成,並宣傳為當時知識份子接受,具有重要的影響。而影響所及不只讓社會民眾肯定藏書樓或圖書館的重要性;對日後清末朝廷當局實行「新政」預備立憲時,所頒布全國開辦圖書館事宜之政策,正代表著自鴉片戰爭至維新運動以來,對西方新式圖書館進行學習與推動的觀念及作法,已由民間提升至官方層次,從地方士紳至朝廷當局。

由統治階層諸臣奏摺,也可看出此潮流迅猛發展情勢。如光緒22年(1896),吏部尚書兼官書局督辦孫家鼐在《官書局開設緣由》中說:「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各國富強之基實本於是。」另在《官書局奏開辦章程》中列出官書局擬辦七項事情,其中「藏書籍」列為第一項,可見他對藏書的重視。他雖然提出「留心時事,講求學問者入院借觀,恢廣學識。」分析孫家鼐擬收藏書內容,可知他藏書目的並非為宣揚西學或新學,而是為保存中學和舊籍。孫氏的觀念正反映了清末部分官員奏設圖書館時,其主流思想仍以「保存國粹」為目的。此雖與西方新式圖書館的設立意義仍有不同,但在藏書的運用上,已由「以藏為主」,推而「藏用並重」,這對傳統士大夫在觀念上仍算有所突破。

變法維新百日落敗

孫家鼐原與翁同龢同授帝讀,均屬帝黨。光緒21年(1895)康有為成立強學會成立之初,他也曾代備館舍,供其棲止,且名列其中。後因強學會於1896年初遭御史楊崇伊承李鴻章旨意上疏彈劾,孫家鼐因恐遭牽連故退出強學會。由他對官書局開辦的藏書觀念,仍趨向保守;與康有為強學會「開大書藏」之藏書觀不同,可看出他欲與強學會畫清界線的脈絡。

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撰《請推廣學校折》,奏請建立學堂,與學校之益有關者五項中,第一項就是「設藏書樓」。李氏不但賞識梁啟超的才情,同時使梁氏成為自己的妹婿,因此思想上極受維新人士康梁變法主張影響。據說《請推廣學校折》真正執筆者為梁啟超。所以李氏在思維上,不同孫家鼐濃厚的傳統藏書思想,反較符合新式西方圖書館的設立精神。其內容提到「泰西諸國頗得此法,都會之地皆有藏書,其尤富者至千萬卷,許人入觀,成學之眾,亦由於此。今請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廣。自京師及十八行省會,咸設大書樓……妥定章程,許人入樓觀書,……如此則向之無書可讀者,皆得以自勉於學,無為棄才矣。」所以《請推廣學校折》內容,可說是發展了維新運動重要成員──康有為的「開大書藏」思想。

梁啟超自1890年起即追隨康有為學習和積極參加變法維新運動。在戊戌變法之前,主要透過編書目及建書藏來實踐他的圖書館思想。他著名的《西學書目表》除呈現了重要西學的推薦書目,同時也呈現他對編製書目功用的肯定,以及書目分類思想及著錄思想。故目錄學家姚名達曾對此認為:「《西學書目表》……對時人曾發生極大之影響。受啟發而研究西學者遂接踵而起,目錄學家亦受其衝動,有改革分類法者,有專錄譯書者。」

1898年6月光緒皇帝發布〈詔定國是〉展開百日維新。梁啟超在代總理衙門起草的〈京師大學堂章程〉中,還專列「藏書樓」一節,認為「京師大學堂為各省表率,體制尤當崇閎。今設一大藏書樓,廣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覽,而廣天下風氣。」足見他對興辦教育及藏書樓的理想和希望。變法維新不到百日就落敗,光緒被囚,康梁兩人被視為亂黨主犯成為緝捕對象,後透過協助兩人先後逃至日本。梁啟超在日本橫濱與康有為創辦《清議報》,主要由梁啟超主持,藉以宣揚改良主義的主張。其中屬圖書館思想與主張的宣揚,仍是他所重視的範疇。如光緒25年(1899)《清議報》第17期刊載〈論圖書館為開進文化一大機關〉,列舉新圖書館八點功用 梁啟超被譽為是「新式圖書館思想的主要旗手和奠基人。……二十世紀初年我國所興起的創辦圖書館的高潮,基本上是按梁啟超等人的思想和主張行事。」

維新運動人士對西式新式圖書館觀念的形成,並宣傳為當時知識份子接受,具有重要的影響。而影響所及不只讓社會民眾肯定藏書樓或圖書館的重要性;對日後清末朝廷當局實行「新政」預備立憲時,所頒布全國開辦圖書館事宜之政策,正代表著自鴉片戰爭至維新運動以來,對西方新式圖書館進行學習與推動的觀念及作法,已由民間提升至官方層次,從地方士紳至朝廷當局。且因清廷的提倡,而具有實質的積極性意義,同時也因官方的推動,而形成清末的一場「公共圖書館運動」。

廢除千年科舉制度

清光緒26年(1900)義和團運動,使清廷政府再一次面對幾近滅頂危機,同時讓執政者覺醒一味守舊幾不可行,因此慈禧太后於庚子年12月(1901)年在西安宣布「變通政治」實施「新政」。此後幾年清廷的「新政」包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成立商部、制定商律、獎勵公司、廢除科舉、開辦學堂、選派留學、裁汰綠營、組練新軍等。光緒31年8月(1905)清政府「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自此廢除了在中國實行約1300餘年的科舉制度。同年底,清政府設立學部,作為主管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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