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農曆年春節假期,湖北省省長王曉東即已宣布在2月20日的復工日期;然而台灣媒體和股市公開資訊,及至2月14日廣泛揭示,設廠於武漢的上市公司,回應記者問題時也聲稱未能如期復工,因而帶動股市買盤的收手。

加上大陸對於湖北疫情的界定,於本月13日做出改變,將省內確認感染的程序,納入醫師的臨床診斷;因而讓肺炎統計,瞬間竄升1萬餘人。其所依據的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隨之也結束了開春以來,多數東亞國家的股市漲升。股市投資人的經濟敏感度,可見一斑。

有趣的比對,美國疾管局(CDC) 在最近發布報告,本季流感的檢測結果,一半來自於H1N1/2009型的病毒感染;目前已有20萬人住院,1千多萬人受感染,和造成約1萬2千人死亡。根據世衛組織的事件紀錄,首個感染H1N1的死亡案例,是在2009年4月間出現於美國加州,。

在H1N1疫情陸續擴散的十年間,推估美國境內已有二成人口遭受感染。但包括歐巴馬當政的美國政府,從未曾考慮要以停工、停班的方式來做防疫。然於此刻,H1N1成為本季流感的新趨勢,兒童死亡數也攀升到78人;因此在二月初,有密西根等大城市,紛紛讓中小學停課來做防疫。

前後二十年間,從致命性很高的SARS、H1N1,到前幾年發生的Mers,如何讓病毒影響能被控管,且無從持續呢?世衛組織的國際會議與政策討論,進行過很多回合;而疫苗開發與接種推廣,則是商機與最主要的公共管理方式。

此次新冠病毒2019的疫情,主要困難是在危重症的緊急救護;尤其是貴重儀器,葉克膜,與醫護人力負擔的極限。於第一時間,武漢地區疫情難以被抑制,關鍵即在醫療資源的緊急動員。放眼未來,社會有否增生變革的發生呢?

印度央行前總裁、芝加哥大學教授拉詹(Raghuram G. Rajan),觀察到眼前的萎縮,肇因於中美關稅大戰與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他認為企業之所以會保守因應,是過往貨幣寬鬆而導致的產能過剩。經濟學家凱因斯亦曾有過如此的觀察,所謂「貨幣的流動性陷阱」;意即,貨幣發行與降息預期,再無法激發投資意願與擴大支出的作用力。

原因無他,於過去將近三十年間,貨幣管理當局為了解決金融泡沫,更為了配合振興政策,而不斷加大政治的景氣循環。拉詹教授在文章內寫道,「此外,以寬鬆融通持續的時間愈長,產業過剩的情況就愈嚴重,因而引發經濟走坡的風險,就愈高。… …,金融過剩,最終會加劇衰退以及減緩復甦的可能。」

於特定時空與利益交織下的經濟社會,因為生產部門的飽和會讓產能去化的困難度,變高;主要的資源決策者,其風險趨避的意願,也可能逐次擴大。於各方保全實力與諸多不利因素的衝擊之下,終而連帶影響到投資形成、就業提供,與衍伸的消費需求、服務交易等等,產生螺旋緊縮的抑制作用。

在不確定的大環境之下,大家都在跟時間、人心悲願,甚至是病毒在做賽跑。經常,不平則鳴。根據美國CDC的推估,這幾年流感的死亡區間,是從12,000人到6萬人之譜。對比在變起倉卒之際,大陸高層則在湖北和武漢做封城控管。目前看來,疫情已經出現緩解;而整體社會轉型,也見到了新契機。

畢竟,引領社會的良性循環,還需有資源調集與標高的帶動,來做配合。自然,目標排擠與階層爭執,總難免不發生;但新冠肺炎的管控至今,對全球公共治理與執政者的契約義務而言,在未來均將產生積極且正面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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