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中旬到3月初,兩件重要的事件,標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以及歐美國家的意識型態和國際觀,是不是已經走到一個歷史的拐點。其一是英國脫歐後首次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2月14-16日),歐盟2019年擬訂好「西方失勢」(Westlessness)的討論主題,所發出的警訊。其二是美國民主黨3月3日「超級星期二」,不分東南西北,民主黨選民「搶救拜登」行動,非常有默契的集中選票,希望擊敗認為「資本主義是病,社會主義是藥」、廣受年輕族群強烈支持的桑德斯,取得總統提名的資格。在當前高度全球化的地球村,這些現象是否有其意義。

社會主義源自於歐洲,是對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反思。從市場力量是決定資源分配最有效率的方式開始,每個人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就必須競逐有限的資源,結果就是所有資源都用到效率最高的地方。然而,每個人天生的稟賦,生而不同。以競爭激發效率的思維,在真實的世界,一定有贏家和輸家;而在政治的世界,必然形成有錢人和窮人的階級鬥爭。

馬克思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強烈抨擊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斥之為天真的理想主義者,他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則認為,階級鬥爭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20世紀的蘇聯與中國大陸曾經在政治上落實共產主義的理想,其結果換來的是蘇聯在1990-1991年的解體,東歐國家投入歐盟的懷抱,以及大陸「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1979年以來在經濟上之改頭換面,老店新開。

在美國,從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在政治市場上是票房毒藥,過去30年來,美國政壇上沒有政治人物敢自稱是「社會主義者」,除了2016年以來的桑德斯參議員,沒有人敢報名號,說自己信奉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

而在歐洲,瑞典與英國和德國,則讓歐洲國家走出不一樣的路。漸進、非革命的社會主義路線,源自於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英國在二戰後,所建構出來的全民健康服務(NHS)與國民年金之社會安全制度,成為勞工黨和保守黨的跨黨派政策。此外,瑞典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工人黨,則在1932年至1976年期間提出「人民家園」的願景,建構「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瑞典政府放棄共產主義「國有化」的核心信仰,透過「混合經濟」的制度,以重分配的所得稅制促成社會平等,與工會合作和強化社會凝聚力的聯合治理,所共同追求的經濟成長,在消滅貧窮的場域,曾經立下政治的典範。

世界貿易組織於1995年成立後,歐美先進國家在本世紀的前20年,帶給所有地球公民的經貿全球化,外溢效應已經擴及到政治、文化等全球治理場域。而所衍生出來的意識型態,甚至已經形成市場、正義、乃至於宗教的「全球化主義」(globalism)。隨著全球化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觀」,換言之,要從整個地球村的觀點看世界,而不是以單一國家或區域地方的角度看世界。

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月中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聲疾呼:只要團結,西方勝利還是現在進行式(The West is winning);其所顯現的,究竟是全球化以來,歐美國家的自信,或只是政治上的心戰喊話,不言而喻。面對21世紀全球化經貿發展形成的貧富懸殊後遺症,由於涉及階級、教育、貧窮、健康、世代正義、甚至種族文化的深層因素,加上經濟轉型與社會福利的問題,如今已經演變成為民選政治人物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

而這正反映在2016年到如今,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的一系列政策主張。究其根源,貧窮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資源患寡,而分配患不均」;這些資源「能不能、應不應該」進行公平的分配,部分屬於意識型態的爭議,但「如何」分配的比現在「更公平」,則是落實社會正義和世代正義的政治大哉問。

由於歐美先進國家經歷過二戰之後,世界經濟最繁榮1960-1980的美好年代,歐洲國家所建立全球最好的社會福利制度,並沒有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落地生根。但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賦予選民用選票「教訓」政府的公民權力,一旦全球經濟景氣美景不再,貧窮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成為常態性的政策問題,則就算在美國這個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敢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出征的桑德斯,並不會令人意外。而最重要的是,只要美國政府解決不了貧窮問題,則他就絕對不會是美國最後一位主張社會主義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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