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著上海作家的長篇小說,整個下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性格極端偏執的攝影藝術家。放任直覺闖入別人日常捕捉鏡頭的魯莽與粗糙感,在小說裡弔詭的成為才華的證明。而那系列任意組成、意識狂暴的意象,隨時都在藝術家憤怒的片刻毀於一旦,那些曝曬在豔陽,曾被苦心經營的膠卷,像被報廢的才華,卻也是平庸的殘忍印證。

才華,是太浮華以致令人費解的虛榮。很多人為了證明他有,而不惜耗費大量的生命投注在其中,到頭來只顯得一生像一場華麗的荒謬劇場,令人齒間發酸卻很難笑。而再難堪,生活都得過下去。

照片與膠卷,在小說裡突然就變成了這樣的東西。可是在人們剛開始接觸到這個東西的時候,比起藝術,它更有一種真實的恐怖感。眼見為憑,相機幫你記憶下你忘記的場景。羅蘭巴特在《明室》寫到照片如何讓他想起似曾相識的母親,觀賞照片的歷程幫他還原一段彷彿消失在記憶裡的感受。死亡與消失反而讓照片具有保存時空的價值。錄影更是。就像我妹偶爾還是會放出我們姊妹倆小時候在奶奶家的錄像;我總會看到十幾年後壓根不記得的自己,原來曾經有過那樣的時刻。我得感謝我那熱愛攝影的二伯。

可能每個家裡都有那種,十分厚重,塵封在櫃子深處幾十年直到搬家才會露面的大相本。在我們出生的九○年代,不曉得是家傳還是流行,每個戰後嬰兒潮的爸媽或長輩都很樂於記錄家裡剛出生的小寶貝。於是,家裡四大本被貼上年代標籤紙的相本記錄了我從出生到小學三年級之前所有笨拙的樣貌。在那個還流行暗房沖洗照片的時代,按錯一張照片就會被老爸碎念很久。無意義的畫面會浪費一張底片,失焦的模糊照片也是。一卷底片的張數教會我,物質其實很有限。不像數位爆炸的時代,刪除重拍,太輕易,記憶也流失得特別快。隨著數位相機、手機的汰換,有些記憶早掉進晶片卡無法讀取的黑洞,但那幾本木頭似的相簿卻總是在那裡,無人翻閱。倒是幾年前,錄放影機終於報廢,二伯想起要把以前的錄影帶轉成光碟的時候,我們才又重新看了以前都錄下什麼東西。

是這樣的,他有一天傳了一段片源給我,貌似三歲的我跟大人在車上,一路看招牌認字。大人很驚奇,這個小孩在這個歲數可以認出那麼多字。我當然一點印象也沒有,反而是後面一段努力用湯匙戳水餃吃的片段,我還記得那個肉餡和麵皮分離的時刻。極力剔除韭菜的意念到今天都沒變,真的三歲就定型了嗎?這樣一個文字工作者配水餃的人生,原來很早就在那裡了。

但膠卷還勾起我另一個記憶。在我有限的玩具裡面,常常出現各種膠帶卷。雙面膠、透明膠、易撕貼、泡棉膠,各種大小厚薄,不同尺寸的膠卷與膠台被我疊成堡壘。不僅用在我的美勞課上,也成為我中學以後擔任萬年美宣的後勤耗材資源。這些源源不絕的膠卷來自我爸公司的報廢品,膠帶工廠會把邊角貨和不符合品管的商品丟棄,老爸常覺得浪費,就給我帶回來當玩具。小時候會把五顏六色的金屬膠帶纏在芭比娃娃和自己的頭髮上當裝飾,想起來有點蠢也很俗氣,不過那時候很容易自得其樂。我一直覺得爸爸這個工作很好,直到我去了工廠,才曉得不是那麼一回事。

小學裡的印象,爸爸總是在加班。我的日常生活裡,爸爸總是缺席,包含妹妹的出世。工廠吃掉他太多生命,包含呼吸道和其他器官的養分。至今我仍然記得踏入工廠時,那種分秒想出逃,空氣中佈滿粘膩膠味的空間。我不明白,新聞裡說的那些吸強力膠的人是怎麼回事,但千百倍的強力膠味和悶熱的環境,到底要怎麼在那裡度過每天十幾小時而不頭暈目眩?當然身體是要抗議的,別說環境污染,第一線勞工的職災也不會有人過問的。

在中學之前,爸爸進了幾次醫院,每次開刀割除一些東西,痛一次,流一些血。我開始理解血汗錢原來是這麼真切,也許這潛意識推著我開始熬夜苦讀,希望能向上天交換點什麼。獎學金也不無小補。終於過不久,父親從職場退敗下來,把家裡的老轎車漆成小黃,有一趟沒一趟的開著攢跳錶。生活壓力一度要碾碎我們,然而在中學任教的母親堅毅扛起一切。每次幫她貼上肩頸痠痛的撒隆巴斯,我都想像上面頂著地基隱隱然傾斜的家。

膠卷愈來愈少。我曾經以為一切都將崩塌。

沒想到迎來一個不再需要膠卷的時代。

老爸後來在銀行找到一份保全的工作和老媽一起做到退休,日子湊合著過得挺好,只差生了一個不成材的女兒如我。跌跌撞撞在雜誌社工作幾年,四處接點文字差事,只夠養活自己的愛作夢小廢柴。還踩在沒有盡頭的學術和文學之路間徘徊,思考著錯亂迷途的人生,說一點也許還有人在乎的故事。燃燒自己在角落一方,一如膠卷曝光之後,等待未知一點一滴,慢慢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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