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962),攝於1960年,69歲,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聯經出版提供)
胡適(1891-1962),攝於1960年,69歲,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聯經出版提供)

1930年代以後,有些文人進入政府體制,雖有報國情懷,卻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政海傾軋中浮沉,喪失理想;更大多數文人論政而不參政,與權力中心若即若離,在政治勢力的夾縫間單打獨鬥,最終怎能不頭破血流而以失敗收場?

在近現代中國(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報刊環境中,「報人報國」的「國家想像」如何落實或落空?在文人論政的歷史脈絡下,自由主義如何獲得理解的?本文準備從七個問題勾勒各篇章的旨趣,建立其內在聯繫。這七個問題是:(1)自由主義及其商榷,兼及美國「進步運動」的影響;(2)報人的實踐與困境;(3)民族與民主的矛盾;(4)延安黨報範式的建立;(5)報刊與政權遞嬗的關係;(6)歷史研究、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和(7)報刊的公共領域在哪裡?最後我希望把《報人報國》與《文人論政》姊妹篇連成一氣,建立有機的聯繫。

「自由主義」及其商榷

近現代中國報人最關注的問題,歷來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而以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為次。民族與民主的辯證關係暫留後再論。現在涉及的,是中國報刊對於自外引進的「自由」與「民主」兩個概念,語意混淆,歧義叢生。桑兵教授警告,「自由」(liberty或freedom)一詞於19世紀上半葉從日文迻譯過來時,未曾深究背後的來源,以致到了中國變成濫用詞,連革命、專制都可以用「自由」來包裝。同盟會的分支「自由黨」提出民生主義,便有社會主義的色彩。民初政局混亂,黨派林立,報紙互相攻擊對方,完全沒有道德規範,表面看似自由,其實任意妄為。當時言論自由沒有保障;自由的背後應該是責任,即使言論自由獲得制度的保障,也未必保證人們會有負責任的自由言論。王汎森提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模糊、附會、飄忽不定,當時左右夾雜,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互相排斥。毛澤東早年閱讀的書刊左右並存;蔣介石在五四時期也閱讀《新青年》、《新潮》,而且想遊學歐美;傅斯年曾在《新潮》介紹過俄國的社會革命;羅家倫念北大時,和李大釗過從甚密,主張俄國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將成為世界潮流。即以毛澤東而論,青年時期是無政府主義者,五四時期敬仰胡適(毛對斯諾說的),成為政治領袖以後又有幾次變化,自嘲上過「綠林大學」,晚年更自稱是「秦始皇加史達林」。

高力克教授以個案分析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哥大四傑」。胡適從政權的批評者,轉為體制內的諍言者,終於和國民政府溫和合作;九一八事變以後,蔣廷黻於1936年入閣,「論」而優則仕;羅隆基熱衷實際政治,後來接受了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費邊社理論,加入國社黨和民主同盟,最後更走向了反對派;而徐志摩選擇遠離政治,獨自走上文學的道路。留美歸國學人也許相信自由主義的抽象理念,但總懷疑它是否適合當時的中國。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哥大畢業生各走各的陽關道,這是自然不過的事。高教授所刻畫的正是留美知識人心路歷程及其政治道路的幾個典型。知識人在個人自由與國家重建的矛盾中煎熬,左右搖擺,忽左忽右。倒不是他們騎牆,也不是沒有主見,而是任何思想的發展必然需要一個過程;各種主義一窩蜂湧入中國,思想界對這些新生事物一知半解,根本來不及消化,更遑論達成共識。

咄咄書生 空有理想

章清教授追溯「中國自由主義」的命名,最早原是被政敵所戴的一頂帽子,頗有貶義,後來才逐漸為知識人所接受。所謂「自由知識分子」,立場籠統而分歧:有人根本不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也不以為然;有人開始不肯認同這個身分,隨著時勢變化才開始慢慢接受;有些「自由主義者」甚至有條件接受獨裁專制。胡適的《努力週報》和梁啟超的研究系有齟齬,但研究系和梁啟超自以為是「自由主義者」。即連「胡適派」的成員,有的是無政府主義者,不完全是自由主義者。丁文江同胡適一起辦《努力週報》(1922-1923)和《獨立評論》(1932-1937),但他原屬於研究系的,和胡適立場未必完全一致。羅隆基、聞一多和梁實秋這些清華校友,自美回國後,一起參加以胡適為首的《新月》(1928-1932),但他們在美國留學期間發起的「大江會」(1923)卻信奉國家主義。後來梁實秋轉入自由主義的陣營,羅隆基卻加入國家社會黨,轉民主同盟。抗戰後期,西南聯大許多英美派學者紛紛左傾,聞一多尤屬激進,他們算不算是「自由主義者」?衡量誰是「自由主義者」,如果從自我認定的角度,可能與「後設」概念的解釋大相徑庭。至於陳寅恪浩歎「最不自由是文人」,又當別解。總之,標籤貼得這麼亂,令人不禁想起法國大革命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以行!」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半是書齋型精英,咄咄書生,空有理想,只能紙上談兵,既沒有組織力,也沒有行動力,在整個中國茫茫人海中不啻是孤島;不論從出身、教育背景和關注的問題來說,他們和社會底層幾乎完全是脫節的。但他們背腹受敵,布爾什維克者罵他們保守,保守派罵他們激進。1930年代以後,有些文人進入政府體制,雖有報國情懷,卻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政海傾軋中浮沉,喪失理想;更大多數文人論政而不參政,與權力中心若即若離,在政治勢力的夾縫中單打獨鬥,最終怎能不頭破血流而以失敗收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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