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鴉片,這嚴重損及國家的經濟,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從御史的奏摺中得知這點。雖然這個現象主要限於東南沿海地區,不過效應卻深入內陸。白銀儲備不足,意味著銀兌銅的價格上揚;由於農民平常是以銅錢來交易,但卻須以銀來繳稅,所以銀價上漲就等於農民納了更多的稅,勢必會引起動亂。

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下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頭上烏雲,用各種頭油,業已搽得光鑑;身上每日用香湯薰洗,也都打磨乾淨;那兩道濃眉,也修得彎彎如新月一般;再加上朱唇點上廣脂,映著一張粉面,滿頭珠翠,卻也窈窕。

落魄文人前景黯淡

李汝珍對社會的失序深有體會,這在嘉慶年間的落第或待業文人之間必定相當普遍。十九世紀初,受過教育的人數大幅增長,但朝廷並未提高科舉取士的人數或官僚的員額。如果這些文人沒有個人所得,對變革興趣索然,無權臧否朝政,藝術才能也有限,那麼他們一定過得鬱鬱寡歡。沈復即是一例。一八○七年,沈復已屆不惑之年,寫下了篇幅不長但卻酸楚動人的憶往文字,刻畫出落魄文人前景黯淡,令人掩卷難忘。沈復於乾隆中葉生於蘇州,閱歷人生,曾設帳收徒、經商、為人幕僚。《浮生六記》的書名頗為貼切,記述沈復輾轉各地,尋覓明主,以及如何懍於父親的權威,如何順從於不同雇主的過程。

不過沈復的生活也並非一片黯淡。他曾多次經商遠行(甚至到了廣州),各地的瑰麗奇景盡收眼底,另外也娶得神仙美眷,鶼鰈情深,攜手相伴二十三載,直至她歿故。伉儷兩人共享美學、閨房、烹調的閒情逸趣。沈復的妻子善詩,才思雋秀,溫柔婉約,她盡其所能地掙錢,以貼補微薄且不定的收入。丈夫雖然有夫唱婦隨的優越地位,而法律與文化思想也支持這種優越性──這已成儒家傳統的一部分──但是沈復所勾勒出的生活卻說明了繾綣親密的婚姻並非不無可能。但這對夫妻終究還是逃不過貧困與失敗的摧殘,而沈復始終都無法明白,何以命運容不得他們夫妻倆快意人生:「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沈復捫心自問。「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然而沈復所處的社會對於這類逆來順受的傳統美德,卻是再也不看重了。

英國為了不讓法國染指澳門,於是以兵戎相見,但除此之外,嘉慶年間沒有外國勢力壓境,倒是得以緩一口氣。中國人一定以為是因為英王喬治三世收到乾隆在一七九三年的敕論,懾於天朝威儀所使然,但其間的原因並不是如此。此時歐洲爆發拿破崙戰爭,英、法兩國沒有餘裕再來推動在東亞的擴張政策,而中國又沒有別的強敵。一個世紀之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也有類似的情形,於是日本人在西方人自顧不暇之際,遂行掠奪中國領土的野心。但在十九世紀初,日本德川幕府仍然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並無意對中國施壓。

中國的政治對策

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兵敗滑鐵盧(Waterloo);一年之後,英屬東印度公司即派遣使節團,在阿美士德勛爵(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率領下抵達中國。阿美士德的使命和馬戛爾尼勛爵一樣,無非就是擴展貿易優惠、增加開放口岸、要求允許外交人員進駐中國。但阿美士德亦步馬戛爾尼的後塵,受到相當無禮的對待。阿美士德已經飽嘗長途跋涉的顛簸,而朝廷方面又堅持他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阿美士德甫到北京一天,就要入朝覲見聖上。於是阿美士德要求給他多一點時間來準備,結果遭到威嚇相向,隨後黯然被逐出中國。

雖然從這件事情來看,清朝似乎不願以理性與西方人交涉,但其實朝中大臣已日漸查覺到與西方往來在政治上的複雜性。我們從廣州和職司兩廣政事官員日益受重視就可看出端倪。鴉片由南方進口,絲、茶也從南方輸出,大量的銀兩在此流通增加了稅收,但也使貪汙腐敗更為嚴重。行商被迫向朝中和地方大員「捐輸」,以繼續享有朝廷所授予的貿易特權。但是這種保障往往並不牢靠,許多行商因向洋人借貸而債臺高築,甚至破產,然後又有新的行商取而代之。「公行」制度的存廢有賴於「公所基金」這種互保機制的設立。行商將其利潤的十分之一提作基金,以備危急之時所需。起初,公所基金是由行商私底下提撥,不過自一七八○年起由朝廷所支持,並向外國進口的貨物課徵百分之三的稅賦。到了一八一○年,公所基金向朝廷上繳的銀錢每年已達一百萬兩的水準。

對於吸食鴉片一事究竟應該絕禁還是弛禁,此時已成為中國對外事務與國內經濟的重大議題。而且這項爭議也開始影響京官與地方官吏的派系形成與結盟。嘉慶之後,道光(在位期間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繼位,他似乎是個心地善良但無法扭轉大局的人。乾隆一朝因和珅專擅而朝綱隳壞,嘉慶也無力恢復,道光登基之後便急於重振大清國威,而嘉慶曾在一八○○與一八一三年兩度下令嚴禁鴉片買賣,但均告失敗。現在,道光皇帝在苦思更為有效的替代方案。

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以支付西方人的鴉片,這嚴重損及國家的經濟,道光到了一八二五年已從御史的奏摺中得知這點。雖然這個現象主要限於東南沿海地區,不過效應卻深入內陸。白銀儲備不足,意味著銀兌銅的價格上揚;由於農民平常是以銅錢來交易,但卻須以銀來繳稅,所以銀價上漲就等於農民納了更多的稅,勢必會引起動亂。一八三四年,英國國會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壟斷亞洲貿易的權利,情形更是惡化。因為英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來做中國的生意,鴉片買賣量及來自歐洲各國與美國的商賈人數也隨之大增。此外,由於全球性的白銀短缺,外國商人改以其他比較不流通的貨幣來購買中國商品,中國的危機益形加劇。在一八二○年代,每年約有兩百萬兩白銀自中國流出,及至一八三○年代,中國每年流出的白銀總數升高至九百萬兩。乾隆年間,一貫千文的銅錢約可兌換一兩白銀;到了嘉慶年間,在山東一地,一千五百文銅錢始可兌換一兩白銀;道光年間,須以兩千七百文銅錢來兌換一兩白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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