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際秩序日益破碎的風險,人們常用兩個「陷阱」來解釋。一個是艾利森(Graham Alisson)的「修昔底德陷阱」。這個陷阱的原理簡單地說,就是崛起大國與現狀霸主因「恐懼」而發生衝突。當代的研究又用權力移轉論加以完善,指出霸主與崛起者實力差距進入80%區間時,最容易發生戰爭。這時如果是霸主先動手,是霸權保衛戰爭;如果是崛起者先發制人,是霸權挑戰戰爭。

國際秩序衰敗的另一個陷阱則是「金德伯格陷阱」,大意是國際秩序本身是一種公共財。維持秩序,包括制訂規則、協調爭端、公正執法、主導創新、乃至提供市場、「硬通貨」和援助,都需要有個霸主發揮領導作用。霸主的投資不是盲目的,也不是純粹利他,而是基於遠見與精密估計,確保始終能從秩序收取最多相對收益,才好帶頭守護和完善秩序。一旦霸主力不從心,或者覺得入不敷出,不願再繼續提供優質的公共財,又或者要大幅提高「秩序費」,其他大國(無論是霸主的夥伴,還是挑戰者)又沒有能力取而代之,或者也沒有意願多繳費,則秩序的組織、規則、機制就逐漸崩壞,行為者無法依照規則預期霸主與大小國家未來的行為,國際政治遂淪為叢林法則。

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伯格陷阱最重要的共同點不是霸主與其他大國「權力」的升降,而是對這種升降和其帶來的收益變動的「估算」。估算不確定會引發恐懼,恐懼則會強化敵意與糾紛中的卸責甩鍋行為。對估算結果的不滿到了難以忍受時,就會打算把秩序推倒重來。20世紀兩次大戰都與這些估算的「測不準」,但朦朧的前景似乎凶多吉少有關。大國於是紛紛根據「最壞估算」準備總動員。

冷戰時期主要大國之間沒有大戰,則是兩大陣營都各有霸主與制度,加上核武與計算機能力初試啼聲,使理性估算加強了自信與自制,兩大陷阱才沒有啟動。在此之後,人類估算能力日新月異,從軍事大量且迅速地外溢到工業、金融與民生領域。它造就的新媒體更使訊息飛速流動,迅猛地打破邊界,翻轉「世代」。不過這樣的新能力看似使萬物互聯,卻同時造成小眾粉碎;多元進步的樂觀景象看似聲光絢麗,消費主義邏輯煽起的單面向、客製化、懶人包式思考更大行其道。表面上看,這是世界盡在理性估算的掌握中,不啻是二次啟蒙,也是「理性的勝利」。但不僅估算造成的問題與解決的問題一樣多,估算錯誤造成的災難,可能比正確估算的成就大得更多。

迷信估算導致失算甚至失敗,如今已與史上任期最長、也可能是數學最好、智商最高的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之名常相左右,稱為「麥克納馬拉謬誤」(McNamara fallacy)。大意是說面對一個問題時,專注於可估算的部分,對未能估計或者不可估算者賦予常數,甚至假設凡重要者皆可算,不可算者即不重要。

麥克納馬拉反省自己一生參加的多場危機與戰爭,曾經精明地算出「低落的轟炸成功率是因為飛行員貪生怕死」;「降低美軍轟炸機高度才能殺死殺傷最大多數敵人(東京)軍民」;「只有失敗者才需要走上軍事法庭」;「越南民眾觀感無從測算,所以不重要」等。以麥氏天分和當時美國的強大,對落後的越南理應不算而勝。類似的失算,還可見於美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最出類拔萃」的學者。他們為南美各國與蘇聯解體後的東歐開出經濟自由化療法,結果這些國家貧富差距更大,政局長期左右擺盪,乃至今日民主倒退,民粹強人紛紛崛起。

修昔底德陷阱與金德柏格陷阱的預期都依賴估算。今日人們看似掌握海量資料,誰是真的「厲害了」,理應越算越有把握。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企業家天天敲算盤要另起爐灶,大客戶則覺得店主利慾薰心侵門踏戶,未來凶多吉少。其實兩大陷阱不是命定論,避免麥克納馬拉謬誤的唯一解,正是知道理性的極限,與敬畏那不可估算。(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麥克納馬拉 #秩序 #能力 #戰爭 #重要 #估算 #大國 #理性 #霸主 #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