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果缺乏決斷力,或不懂諮詢專家,其決策就會損害民眾的福祉,反之亦然。舉例來說,當新冠疫情擴散,美國總統既乏決斷,又不聽信本國專家的警示,英國首相則是聽信不合格的流行病學專家的「群體免疫」論點,結果是美、英兩國成為疫情衝擊下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其死亡率已百倍於東北亞各國。

流行病學的專業價值在於能夠預判疫情,國際關係學的專業價值則在於熟知戰爭與和平的原因,以使國家在面對戰爭的可能性時趨吉避凶;學者被期望能熟知各主要國家的國家利益,掌握和戰發展的趨勢脈絡,以俾於和戰之際極大化本國的利益。由於大國衝突的結果比新冠疫情還要慘烈千百倍,這門學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國家領導人未必能夠決斷、也未必聆聽專家的聲音,何況專家群體內部也有不同意見,這就使理性決策更難實現。

一樣看到美中有著強烈的結構性矛盾,著有《大國政治的悲劇》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還有足夠優勢,可以尋求壓制中國;曾任川普戰略顧問的班農,則在3年前聲稱美國必須在5年內搞定中國,否則悔之晚矣;至於著有《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則根據購買力平價等指標,認為中國國力已經超過美國,因此應該尋求一個能使雙方和平共存的協議,就像千年前宋遼兩個東亞超級強權的《澶淵之盟》一般。

既然連「專家」對於兩個超級大國的實力對比都缺乏共識,尋常的領導人也未必能判斷誰是誰非,民眾在喧囂的輿論環境下更無所適從。現實是,認為美國實力仍顯著強於中國的論者,乃至於相信此一現實的華府政治菁英,普遍認為必須對中國強硬,「早下手為強」;在此一華府的既定立場下,中國的理性回應自然是採取強硬手段以彰顯實力,否則美國不免「軟土深掘」。

「冷戰」總是伴隨小規模熱戰;上一回冷戰,讓美國與蘇聯兩大超級強國死傷最慘重的三場區域性戰爭是韓戰、越戰與蘇聯的阿富汗戰爭,3場戰爭各讓美國或蘇聯陣亡上萬或數萬,並對戰場所在地造成100萬到數百萬不等的死傷。倘若美中走向「新冷戰」,會在哪些地方釋放對抗的結構性壓力?而在兩國衝突中,什麼是「劫材」,什麼是「天下劫」,更考驗領導智慧。

相對於資深的政治家長期穿梭各國、親身體悟各主要國家的實力與前景,一些國際關係學者閉門造車,未必對時局有清晰認識。在此關鍵時刻,新加坡的李顯龍、日本的安倍、德國的梅克爾等人都是風向標,他們的重大決策,將對所謂的「美中冷戰」具有極大的影響,值得仔細觀察。(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共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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