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來罷免風潮雲動迭起,捲入各方或以身明志、或以理相毀,特定人物的益損存亡往往為大眾所關注;然而對組織或整體社會而言,更值得體察的,是滋養此一風潮的深層的制度異化、進而以要務鋪展出的悲劇與鬧劇、以及最終牽動的無可挽回。

制度作為一種工具,透過對成員行為的有序安排,達成解決問題目的,這原本相當明確的工具/目的關係,偶爾會隨著人心腐墮及意念僵固,發生顛覆,出現制度異化。

第一種顛覆,是制度受人心腐墮所操弄,偏離於應有之目的、轉而服侍幽隱私利,一樣的工具被施用於異樣的目的。結束五代、建立北宋的趙匡胤有感於五代時期擁有強大兵權的將領常威脅到君權,故而在兵制、將領擢升制度的設計上,都刻意貶抑武將權位,這原本無可厚非,但領會到這層用意的一些武將,或者放棄臨近的勝仗,只因為宋太祖沒有能戰勝相同的對手,所以自己不能取勝、以免壓過宋太祖,又或者選擇讓自己聲名狼藉、損害自己在軍隊中的威信,加上募兵制,綜合造成孱弱的正規禁軍。北宋軍隊與西夏作戰,由於北宋正規禁軍戰力薄弱,故會徵調邊境百姓組成戰力較強的非正規部隊,連西夏軍隊都瞭解北宋非正規軍戰力優於正規禁軍,結果宋軍將領把正規禁軍與非正規軍的旗幟對調,引導西夏軍隊與披著禁軍旗號、戰力卻較強的非正規軍作戰,藉此取得戰術上的勝利,取勝過程頗富嬉鬧意味:原來強化軍力不僅多餘、還可能在廟堂上陷己於險境。墮落的將領惡化了本就有缺陷的制度,讓鬧劇不斷累積,終於以靖康之變的大型悲劇謝幕。

第二種顛覆是作為工具的制度,在意念僵固的氛圍下,石化成為被膜拜的對象,即使這會讓原本所欲解決問題繼續惡化,也要堅持膜拜。北宋晚期新舊黨爭紛擾,在宋哲宗年間某日,哲宗率百官舉行祭祀天地、安放神宗靈位,這是一種吉禮;儀式結束後,哲宗又至甫病逝的司馬光家中弔唁,主持葬禮的是歸為舊黨的理學家帝師程頤,他也是「洛學」的開創人。程頤引用了倫語中的「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認為一天內參加了葬禮就不能再參加吉禮,在吉禮之後來拜祭司馬光不合禮教。這引起百官爭論及考究這句話,認為孔子是說「日哭則不歌」、而不是「日歌則不哭」,程頤據理力爭,同被歸為舊黨的蘇軾對此種歌哭先後的爭議反感,將程頤比喻為從爛泥坑中爬出的叔孫通,諷為迂腐學究,程頤臉上無光。蘇軾的諷嘲,開啟了舊黨內部的「洛蜀黨爭」,廟堂上出現黨中有黨的複雜黨爭態勢,一路糾纏到北宋滅亡。論語所載原本是要讓情思有所發、有所止,回歸倫理常道;然而發與止的約條被僵化堅持後,反成為儒家所鄙棄的「黨同伐異」的強大情緒動力,最後造就整個組織的悲劇。

在北宋將領的例子中,看到了將領們如何利用制度本身的缺點及流弊,上演一齣齣鬧劇、腐墮地以坐視戰力衰頹為代價、追求自己的局部私利,造成朝代悲劇。回看罷免風潮,生事者耍弄著看似眾生平等的唯選票制、以巧妙運作讓過往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成為「我之所欲、置入民心」,極大槓桿運用制度的缺點及流弊,終於讓原應以選賢任能為目的的制度,異變成為心猶未甘、相毀尋事的鬧劇。

類似鬧劇若是一再上演,是否會為組織及社會帶來終極悲劇,端看生事者能否重拾「選賢任能」與「誠敬治事」的初心;不過這不容易,程頤的事例,顯示制度被高度價值化後、會壓過其原先要解決的問題,當看似眾生平等的唯選票制被塗裝成民主價值的唯一展現,社會可能難以覺醒,不易再自我修補調校;加上其滿足了生事者的局部私利,期待生事者覺醒更不可能,事若至此,只能看著鬧劇及悲劇、伴隨整個世代興廢一路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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