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號稱風流天子,怎麼可能不愛美人?可是開元年間,正是他把入宮多年的宮女們放回家,唐玄宗難道不想聽好話嗎?想啊,是人都有這個弱點,唐玄宗那樣自視甚高的人更不例外。可是開元年間,正是唐玄宗把只會說好話的佞臣都貶官了。他破了這些陋習,那麼,他又立了什麼風氣呢?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李白和唐玄宗這一段風流佳話呢?我想,應該承認,玄宗此刻確實是求才的。唐玄宗本身是藝術全才,他的紅顏知己楊貴妃也是音樂歌舞專家,他們對於文化藝術人才,確實有賞識之心,也有知遇之恩。正因如此,天寶年間,長安的文化藝術界真是群星閃耀,不僅有詩仙李白,還有詩聖杜甫、詩狂賀知章、詩佛王維、草聖張旭、畫聖吳道子、音樂家李龜年、舞蹈家公孫大娘等。但是,玄宗僅僅是把他們做為文藝侍從來賞識,他並不希望這些人能成為張說那樣的文人型政治家,這對於像李白這樣胸懷大志的文人來說,當然是一場悲劇。另外,我們也要看到,此時以李白為代表的這些文人,雖然有理想、有抱負,但是,就其實際的性格、素質和經驗而言,其實他們也無法承擔真正的政治責任。一代文人都向文士而非政治家的方向發展,這又不得不說是政治的悲劇了。

葬送在安史之亂中

這樣看來,天寶年間詩人、妃子和皇帝之間所演繹的,是宮廷佳話,也是文壇佳話,但絕不再是政壇佳話。那麼,當時的政壇又由誰來把持呢?

大家都知道,開元天寶時代無疑是中國古代大大小小的盛世中最輝煌燦爛的一頁。它是中國歷史的驕傲,更是玄宗個人的驕傲。可是,遺憾的是,唐玄宗不僅親手締造典章煥然、文采風流的開元盛世,也親手把這個盛世葬送在安史之亂的戰火之中。白居易一曲《長恨歌》,寫盡了當年的風流,也寫盡了當年的無奈。盛衰更迭,悲喜交加,曾讓多少人唏噓流涕、扼腕嘆息。在本書即將畫上句號的時候,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三個問題──第一,唐玄宗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皇帝?第二,大唐玄宗時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第三,大唐盛世由盛轉衰的原因又在哪裡呢?

唐玄宗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想講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他是一個有為的皇帝。中國古代,號稱有三大盛世──漢武盛世、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在這三大盛世之中,開元盛世無疑是最為輝煌燦爛的。在經濟上,開元盛世創造糧食儲備一萬萬石的奇蹟,男耕女織,各得其所;在政治上,開元盛世擁有姚崇、宋璟等一代賢相,他們的能力和業績在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遠無愧於西漢的蕭規曹隨,近不亞於唐初的房謀杜斷。在軍事上,王忠嗣、高仙芝等一批良將,在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等沿邊藩鎮縱橫馳騁,捍衛著大唐西到蔥嶺,東到大海的廣闊邊疆。在文化上,開元盛世更是群星璀璨,不僅擁有李白、杜甫那樣的天才詩人,高僧一行那樣的科學奇才,還擁有司馬承禎、吳筠那樣的道教學者和張果那樣的道教仙家,以及由天竺僧人善無畏、金剛智與不空構成的密教三傑-─當時號稱開元三大士。

開元天寶年間有如此眾多的人才、有如此輝煌的功業,原因在哪裡呢?我想,首先就要歸功於唐玄宗的領導能力。他既能審時度勢,又有知人之明,這是盛世出現的重要保證。怎麼叫審時度勢、知人善任呢?玄宗永遠知道自己要什麼,也永遠知道誰能幫他達到目的。臨淄王時期,他要皇位,他知道,劉幽求、王琚這樣的縱橫家是最好的選擇。開元初年,他要撥亂反正,讓國家盡快走上正軌,這時候,他知道多謀善斷的姚崇是最好的選擇。政治規模基本確立了,他要守制度、立法度,這時候,他知道,為人耿直、講原則的宋璟是最好的選擇。再後來,國家已經安定繁榮的時候,他要文治,他知道一代文宗張說就是最好的選擇。文治過度,朝廷腐敗,全社會奢靡成風,這時候,他知道,清廉簡樸、刻苦自勵的李元紘、杜暹就是最好的選擇。國家長期快速發展,容易讓人產生自滿情緒,需要牛虻刺激一下的時候,韓休、張九齡這樣的直腸子就是最好的選擇。能夠隨時把握時代脈搏,再根據時代需要任命合格人選,這就是唐玄宗做為領袖有能耐的地方。

光有能力還不夠。開元盛世的到來,還要歸功於玄宗的政治道德。《舊唐書.玄宗本紀》說得很清楚:「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什麼意思呢?這段話列舉的其實是唐玄宗諸如黜落奸佞、焚燒珠翠、考核官吏等一系列政治舉措。《舊唐書》認為,這正是開元盛世到來的原因。

把宮裡奢侈品燒了

問題是,這些政治舉措的內在精神是什麼呢?一句話,克己復禮。唐玄宗難道不愛奢侈品嗎?他愛呀,唐玄宗是貴族公子哥出身,最懂得享樂了。可是開元初年,正是唐玄宗,把宮裡的奢侈品都搜出來,集中到院子裡燒了。唐玄宗難道不愛美女嗎?他也愛呀,唐玄宗號稱風流天子,怎麼可能不愛美人?可是開元年間,正是他把入宮多年的宮女們放回家,唐玄宗難道不想聽好話嗎?想啊,是人都有這個弱點,唐玄宗那樣自視甚高的人更不例外。可是開元年間,正是唐玄宗把只會說好話的佞臣都貶官了。他破了這些陋習,那麼,他又立了什麼風氣呢?有一個故事很說明問題。根據筆記小說《次柳氏舊聞》記載,唐玄宗開元初年,任用姚崇、宋璟等一批老臣的時候,每次在便殿召見他們,都從御座上站起來迎接;他們走的時候,也要走到門口送客。這是屈尊降貴、尊重大臣。另外,開元十二年,唐玄宗還頒布敕令:「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狀進來。所由門司,不得有停滯……如有除拜不稱於職,詔令不便於時,法禁乖宜,刑賞未當,徵求無節,冤抑在人,並極論失,無所回避,以稱朕意。」這是不怕忠言逆耳,虛心納諫。正是因為有了唐玄宗一心求治的胸懷和勵精圖治的誠意,才最終成就河清海晏、國泰民安的開元盛世。能夠做到這一點,還不是有為的皇帝嗎?(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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