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經濟政策的規劃越來越走短線,而且都走簡單、有亮點,卻缺乏務實規劃、長線扎根的路徑,也因此台灣經濟長期陷入平庸的成長。

以下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台灣經濟政策的短線操作情形。

以全民健保政策為例,在全民健保財政收支陷入困境之際,除了不斷的成本降低(cost down)策略之外,也只能靠提高健保費的費率為主要的工具,缺乏長線的結構調整與開源的策略,以致最近健保署推動於醫材、設備設立門檻上限的政策,遭致醫師及民眾的反彈。

以長期照護政策為例,依靠課稅收入的稅基嚴重不足,但又缺乏改為保險制度規劃的道德勇氣,也導致長照人力供給不足,產業破碎的困境。

以觀光政策為例,隨著大陸觀光客的萎縮,政府政策改採補助東南亞、日韓觀光客,推動夜市(夜市券)觀光為主力,長線的策略規劃仍付之闕如。

在國際醫療的推動上,政府大都躲在背後不敢大力推動,一有衛道人士、立法委員反對,就急急忙忙退縮,也缺乏鬆綁、產業化、公司化的具體策略,以至於推動國際醫療的醫院,其國際醫療的相關營收多數不到整體收入的1%。因此,戒慎恐懼不敢大力投入資源,均採打帶跑的地攤策略,當然不易對健保財源帶來重大的挹注,也無法從本質上改變台灣的醫療結構與生態。

以教育政策為例,專上教育人力供過於求,但技職教育推動遲遲沒有太大進展,陷入困境的大學又缺乏退場機制,以至於青年的低薪成為常態。

再以金融政策為例,缺乏新的金融商品及鬆綁產業化的努力,20兆元以上的保險資金流往國外,無法投入台灣的相關產業,當然無力創造高階的就業機會。也使台灣最高薪的金融保險服務業,占台灣GDP只剩下6.7%左右,遠遠低於中低薪流通服務業的22%左右。

就新南向政策而言,缺乏統合單位做橫向的連結,加上海外辦事處的人員、資金、任務編組都沒有太大變動之下,各部會的KPI也以簽署備忘錄、人才與學術交流、研討會的籌辦為主,致新南向政策進展牛步。

再者,中小企業前往東協國家不僅缺乏人才、資金,也沒有通路商、行銷商的媒合管道,以及運籌、倉儲、展示中心的規劃,又缺乏和地主國談判的籌碼,無力突破投資、行銷的障礙,事事只能靠自己的情況下,陷於事倍功半的困境。

在製造業的發展上,五加二創新產業還沒有具體進展之際,又推出的六大核心產業,姑且不論國家資源有沒有能力支應這麼多產業的發展,政府對上游的研發、人才引進,中游的製造,下游的行銷、海外市場的拓展,都沒有深入的策略規劃之時,匆匆推出,反而不利於政策的落實推動。加上台灣代工的商業模式,利潤率偏低,以至於海外投資布局對國內就業、附加價值的貢獻有限,貿易條件惡化,形成青年低薪的困境。但也不見政府任何政策、資源投入,來協助有志於發展品牌、通路的廠商,使年輕人有較多高薪的就業機會。

展望未來,如何突破困境呢?政府必須重新擬定產業的KPI,尤其是除了部會本身的職掌外,應賦予服務業主管部會一定比率的產業化任務KPI,才能責成這些部會加強產業化的思考。在KPI轉變之下,內政部、財政部、金管會、衛福部、交通部、教育部等單位,不再只是高高在上,扮演規範、管制的角色,而是站在服務、輔導廠商的角色來推動產業發展,才能為產業注入活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其次,國家發展委員會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跨部會協調角色。目前,國發會主委肩負政務委員的角色,應加以產業願景的塑造,具體做好四年經建計畫的規劃,從上、中、下游的分工,資源的配置,部會間的協調等,做好切實的政策設計,並予以落實。

第三,各個部會的KPI,應由產官學專家的加入,並可受各界的公評。除了部會的任務之外,應該有一定比例,例如20%的產業化KPI。同時,法規的鬆綁應有具體目標,而非為鬆綁而鬆綁,缺乏達成目標的企圖心。而有些中長期的KPI,應該有社會人士的檢驗,並向民眾說明,使民眾有感,才能矯正目前短線的規劃、政策設計。

綜上所述,台灣的低薪有相當的比例和服務業的缺乏進展、缺乏精進的商業模式,無法創造高階的就業機會有很大的關係。而服務業進展的停滯,有相當大的原因在於部會的保守,以規範、管制為己任,缺乏產業化,為青年學子創造高薪就業的企圖心有關。

殊不知台灣的服務業貢獻了60%左右的就業機會,但缺乏優質的商業模式、缺乏大規模投資,自然無法營造高階人力的就業機會,這也是未來在訂定服務業主管部會KPI時,必須正視的。當然,改善青年人低薪的困境,也是服務業主管部會不能逃避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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