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不僅造出「三大政策」口號,且將「三大政策」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混而為一,解釋為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義。但據國民黨人的解釋及學者研究的結果,聯俄、容共(共黨稱為聯共)祇是一時的策略,其最重的理由,就是孫中山並沒有因聯俄而拿他的主義和共產黨人妥協。

現在必須立刻向商人發表宣言,很明確地指出上述兩種法令對他們所產生的利益。

至於大資本主同地主問題,現在暫且不說,他們已經逃往沙面租界及香港。

鮑羅廷還建議廣州市各區黨部要召集更多的黨員,前往農村,把沒收土地的命令交給農民。如此,勢必立刻引起農村的暴動和混亂。國民黨方面,沒有立刻採取行動。數日以後,孫中山約鮑羅廷到大本營晤談,告以:「關於工人的社會法令,同減輕小商人負擔的法令,我仍像從前一樣,同意付諸實施。關於土地法,我建議先同農民聯繫,了解農民的需要;而主要的還是要成立宣傳隊,向農民來解釋這項法令。」同時,廖仲愷即在各區黨部聯席會議上提出三個法令的處理辦法:選舉起草土地法、調查農民生活狀況和需要的委員會。旋即成立農民、工人、中流階級狀況三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的方式,擱置了三個法令。

「扶助農工」的真相

鮑羅廷仍不罷休,在國民黨一全大會的宣言審查委員會中,又對孫中山提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意見,他建議凡大地主的土地,以及自己不耕作,而從事商業或擔任公職,並向農民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人的土地,一律列營,以分配給農民。為此問題,會中曾發生大的爭執。胡漢民當著孫中山的面,把鮑羅廷的建議,駁斥得不留餘地。

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的政綱中,有關土地問題的政策,仍是根據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理論而定。鮑之建議未被採納。後來鮑弄了一個「感化遊民土匪及殊遇革命軍人的決議案」,就是要從土地上打主意。雖然戴季陶極力修正,才獲國民黨一全大會通過,不是他的原案。

到一九二六、七年北伐期間,共產黨在兩湖地區所做的農工運動,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中的農工政策,似無關係。汪精衛認為:共產黨在兩湖的農民運動,其唯一口號,是沒收土地,所以創出「打倒地主」以及「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種種名詞。其結果大中小地主一齊打倒,農民一無所得,徒便宜了一般地痞流氓。最遺憾的,他們還要用「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來做護符。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民生主義第三講中,已說得明白,乃是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的。共產黨藉此口號來沒收土地,且由下級機關,自行沒收,不經過政府。而共產黨之所以這樣做,是要利用失耕農民的騷動,作其獲取政權的憑藉。就工人運動言,汪認為:共產黨在兩湖煽動罷工,工廠商店紛紛關閉,造成大量工人之失業。共黨則利用工人失業之眾多,做成社會的恐怖,經濟的混亂,得所憑藉,以奪取政權。

汪精衛以上對共產黨農工運動實況的說明和批評,是他在武漢政權中所得的經驗。也就是共產黨當時所喊「三大政策」中「扶助農工」的真相。

誤信「三大政策」

「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共產黨替國民黨所宣傳的口號。在孫中山的著述中,以及國民黨的宣言或議案中,並無「三大政策」這一名詞。此一名詞之出現,就目前所見資料,是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上海《區秘通信七號》,祇說「三個政策」或「三個革命政策」。同時,俄共鮑羅廷在武漢正式用了「三大政策」的名詞。而其內容初為反帝、聯俄、農工。稍後則變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共產黨人造出一人口號的目的,在結合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國民黨「左派」,以圖扼阻國民黨內部的反俄、反共、反勞農運動的強盛思潮。指「三大政策」為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定。不僅一般民眾盲目的跟著在喊,即國民黨人如汪精衛者亦不例外。宋慶齡、何香凝等,當時也都是跟著「群眾」在高喊擁護「三大政策」者。

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國共鬥爭中,中共常譴責國民黨不應該違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反共;附共之國民黨人亦以此為向中共與蘇俄投靠之辯護。甚至有反共的國民黨要員亦誤信「三大政策」為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所制定。共黨宣傳影響之深,於斯可見!

共產黨不僅造出「三大政策」口號,且將「三大政策」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混而為一,解釋為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義。但據國民黨人的解釋及學者研究的結果,聯俄、容共(共黨稱為聯共)祇是一時的策略,其最重的理由,就是孫中山並沒有因聯俄而拿他的主義和共產黨人妥協。而其容共,更是要加入國民黨的共黨分子服從國民黨的主義。同時,在國民黨改組時,政策至多,一全大會宣言中的政綱列有對外政策七條,對內政策十五條,除有農工政策外,並無任何一條有關「聯俄、容共」的政策。且其農工政策,亦係依據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理論而來,旨在「思患預防」,以期消弭階級鬥爭於無形。故將聯俄、聯共(容共)與扶助農工三者,並列為「三大政策」,實屬欠妥也。

為了澄清這些模糊不清的觀念和多年來的爭論,應就直接文獻與可靠的資料,來了解孫中山聯俄、容共,及其農工政策的本意,自不難明其真相了。就聯俄言,在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的聯合宣言中,開宗明義即認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而中國最重要最急迫者,乃為民國的統一與國家的獨立。實際上,孫中山之聯俄,亦有防止蘇俄與中國軍閥勾結之意。同時亦在制衡列強對其革命政府之壓迫。而蘇俄及第三國際則欲藉孫中山之聯俄以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從事「世界革命」,則為孫中山所拒。

就容共言,孫中山祇允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而為國民黨員,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李大釗亦曾代表共方向國民黨一全大會聲明誓言:服從國民黨主義,遵守國民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不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國民黨一全大會接受了李的聲明,是為容共。中共後來則用「聯共」一詞以代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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