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憶錄》。(遠流出版提供)
《李宗仁回憶錄》。(遠流出版提供)

編者按李宗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數的政治領袖和風雲人物,曾為桂系軍事首領,國民黨中央領導階層的重要成員,國民政府行憲後的第一任副總統,大陸淪陷前夕的代總統。讀歷史的人,縱使以成敗論英雄,對這樣一位不平凡的歷史製造者,也不能等閒視之。一九五八年暮春,李宗仁寓居美國期間,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在「東亞研究所.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襄贊下,親自口述了他三十餘年的仕宦生涯及所參預的軍國大事,由該校特派的研究員、華裔歷史學者唐德剛整理撰寫,遂成《李宗仁回憶錄》。書中完整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的真面目,並間接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政治內幕或軍事祕聞。對於了解和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革命軍中一有部隊特殊化,它必然自外於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與其他部隊對立的現象。如是,革命陣營便無法相容並包,將致後患無窮。

當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旬,我軍肅清江西之敵以後,革命軍的聲威可以說震撼全國,中外側目。此時實際歸於國民政府統轄之下的地區,計有粵、桂、湘、贛、鄂、閩、黔七省,西北的馮、閻都已聲明加入革命;川、滇地方政要也紛紛派員來通款曲;安徽的陳調元早已暗中接洽反正;中國最跋扈強橫的兩大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已被徹底擊破。革命軍掃蕩東南和中原,直指顧間事耳。國民政府的統一全國,簡直有傳檄而定的趨勢。

革命陣營弱點暴露

誰知正當革命勢力如日中天,三民主義建設前程似錦之時,我革命陣營內的弱點也逐漸暴露,勝利浪潮中所潛伏的各種暗礁,現在都要露出水面了。

就軍事方面來說,最難克服的一項困難,便是蔣總司令本身上無可補救的缺點。蔣氏的個性,可說是偏私狹隘,剛愎黠傲,猜忌嫉妒,無不具備。渠身為國民革命軍的統帥,然其意念中總是以第一軍為主體。軍中一切彈械補充、給養調劑、編制擴展等等,第一軍常比他軍為優厚。例如江西肅清後,嚴霜如雪,嶺南子弟不慣於寒冷氣候,多已瑟縮難耐,然後方軍毯運到時,蔣總司令即面諭兵站總監俞飛鵬,就第一軍傷兵醫院優先發給,此外賞賜慰勞銀元也照此辦理。俞謂,每一醫院中都有各軍的傷兵,當如何應付。

蔣說:「不管,不管,他們自有他們自己的軍長!」蔣氏此話,顯然忘卻其主帥的地位,而仍以第一軍軍長自居。他這種作風,可能故意使第一軍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軍官兵對第一軍發生嚮往羡慕之心。然事實上,他所得的結果反而是友軍懷怨不平,部曲離心。

又如馬口之役,白參謀長將所獲戰利品運返牛行車站,堆積如山,蔣總司令和我們各軍長都曾親往視察,欣慰無比。時白崇禧因為一、二、三、六各軍損失很大,故面請蔣總司令將該項戰利品酌量分發一部給各該軍補充。蔣氏未置可否,白氏誤以為總司令已默許,遂通知各軍前來領取。各軍將士聞訊,無不歡天喜地,手舞足蹈,而身為主帥的蔣氏卻反露出滿面不愉之色,大不以白崇禧專命為然。然事已至此,只好任各軍分別領去。但是總司令的原意何在,三軍將士均非孩提,焉有不知。是以軍中偶語,嘖有煩言,皆以蔣總司令的作風,不特不足以服人之心,且亦不足以鉗人之口。所以就這點說來,蔣氏最多只可說是偏將之才,位居主帥之尊,其智慧、德性,涵養俱不逮遠甚。

抑有進者,在北伐各戰役中,蔣氏所認為嫡系的第一軍,在戰場上的表現卻微不足道。何應欽的東路軍入閩雖節節勝利,然浙、閩地區固非敵人主力所在,福建周蔭人部原不堪一擊,而北路作戰,自第二師在武昌圍城參戰之後,亦無赫赫之功。嗣後南昌一役,第一師棄甲曳兵而逃,第一軍代軍長王柏齡竟於九月二十一日「失蹤」,不知去向。所以在北伐期中,就戰功言,第一軍不特較之四、七兩軍瞠乎其後,即與二、三、六、八各軍亦難相等。然蔣氏仍故意將第一軍特殊化,豈能服人之心?

「天子門生」的劣跡

再者,當時黃埔出身的中下級幹部和見習官習氣極壞。王家鋪戰後,總司令部曾送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一百五十餘人到第七軍隨軍見習。我軍當即遵奉總司令部訓令,將該批學生分發到營、連內任見習官。誰知這批學生十分驕縱,不聽營、連長的約束。每屆行軍或宿營時,均任意脫離隊伍,不聽命令。忽而爭先恐後前進,忽而自由停止休息。並覓取舒適民房居住,不受紀律的約束。諸如此類的行為,不一而足,頗有不屑與所屬部隊的營、連官長共同生活的模樣。也許他們自以為在校時朝夕與共的將級教官,尚且所在多有,對這些中下級軍官何能放在眼內。何況蔣校長今已位居最高統帥,這批學生以天子門生自居,自然更目空一切了。

我當時目擊這種情形,便引為隱憂。因為他們在校時期太短,所受的教育已極膚淺,而在見習期中,又未能養成恪守軍紀、吃苦耐勞的習慣,將來如何能與士卒共甘苦,而為國家的干城?

北伐軍既底定江西,駐節南昌的蔣總司令也已深知此輩「天子門生」的種種劣跡,因曾一度集合駐地的黃埔學生,痛加訓斥。所言至為沉痛而切要。事後並將該項訓詞油印分發在各軍中見習的黃埔畢業生。我見這訓詞,曾大為讚賞。因黃埔學生的驕縱,如不加抑制,小則將貽害此輩青年的本身,大則足以禍國殃民,實在不可不預為之計。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我和蔣氏在九江牯嶺閒談時,曾言及革命軍中的缺點,彼此均有同感。蔣提及上項訓話,我說我已拜讀。他問我意見如何,我便乘機向他建議,略謂今日總司令的地位,實際上已負荷了黨、政、軍的領導重任,日理萬機。他聽了這兩句話後,立刻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我又繼續陳述道:「總司令責任重大,遠在前方,對黃埔軍校一切事務,自然鞭長莫及,難於兼顧,倒不如另物色一位品學兼優,並熱心致力軍事教育的人才,擔任黃埔校長的職位,假以事權,責以成效,必可訓練出腳踏實地的優秀幹部為國家服務。中央如決心以身作則,必能掃除中國軍隊傳統以個人為中心的惡習,使全國軍隊一元化,使革命軍成為單純的黨的軍隊,庶幾將來可蛻變為國家的軍隊,為三民主義建國而奮鬥。」我力勸他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免學生有「天子門生」的觀念,自我特殊化。我說,革命軍中一有部隊特殊化,它必然自外於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與其他部隊對立的現象。如是,革命陣營便無法相容並包,將致後患無窮。蔣氏傾聽之下,默不作聲,態度也頓時變為嚴肅。我當然也只有言盡而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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