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冬天明姐回國,我們到松山機場去接她;那晚寒風凜凜,又下微雨,明姐走出機艙,母親臉色慘變,明姐面目全非,身軀臃腫了一倍,她原來修長的身段,清秀的眉眼,統統不見了。明姐回國一年,母親鬢上開始冒出星星白髮。母親深深自責,認為明姐幼年時,沒有給夠她應得的關注。母親努力想彌補起來,可是明姐不知該如何接受她幼年時曾渴求而沒有得到的這一份母愛。母親愈想親近女兒,女兒害怕,躲得愈遠。有一次,我聽見父親在房裡安慰母親,母親嘆息道:「小時候是我把她忽略了,那個女孩子都記到心裡去了呢。」接著哽咽道:「以後我的東西,統統留給她。」

明姐到波士頓留學,在波士頓大學只唸了一年。有一次我問明姐還想不想回波士頓去。明姐搖搖頭說:「不去嘍,那裡冷得很!」明姐說著臉上好像還有餘悸。我不知道明姐在美國受了什麼刺激,但波士頓冬天的冰天雪地顯然把明姐嚇壞了。

明姐的治療,父親盡了最大的心力。父親親自帶著明姐進出台大醫院,明姐在台大精神病療養院還住過一段時期;明姐開始病症相當嚴重,已經產生幻聽幻覺了。父親攜著明姐遍求名醫,西醫、中醫、神醫,什麼都試過。精神分裂症,這個神祕難測的病症,雖然醫學理論一大堆,至今還沒有病因的斷論,但很多人患了這個病卻是有去無回的。幸好明姐的病穩定下來了,沒有惡化下去,只是退縮到幼年階段,變成一個天真未鑿的小女孩。父親帶著明姐出去上館子,吃西餐;到水果店去買水果。夏天父親帶著明姐到碧潭,兩父女一齊游泳,就好像從前在重慶西溫泉,父親帶領我們一齊戲水一般。明姐反而變成父親晚年的好侶伴了。尤其母親過世後,父親跟他的蘋果妹,兩父女更加相依為命。

對我來說,父親既是嚴父又是慈父。父親律己嚴,對兒女下屬的要求當然也就同樣嚴格。他自己聰明機智過人,所以有「小諸葛」之稱,他訂出的標準高,不容易達到。做他的下屬固然兢兢業業,做他的兒女也不容易。他對我們課業的要求,有時實在太過了些。大姐先智說她有時做夢還夢見父親突然要她背九九表,背不出來,嚇得夢醒。父親小時家境窮困,他的叔叔滿叔公帶他到他八舅家搭館。八舅公開當鋪,家中開了一個私塾,八舅公勢利,嫌父親家貧,當著父親面說道:「還讀什麼書,去當學徒算啦。」父親小小年紀,銘記於心。後來滿叔公幫他進入村上的學堂,父親從此發奮苦讀,後來終身勤學不倦,而且一生重視教育,推廣教育,對子女的學業,固然要求嚴格,對青年幹部的教育培養也不遺餘力。

幸虧我在建國中學的成績單還不錯,所以家庭地位也就排在前面了。其實我因為幼年時期,患了嚴重的肺病,幸得父母親盡心盡力的治療,救得一命,所以父母對我特別寬容。在台灣我跟父親相處十一年,沒有受過他一句重話。中學畢業,本來保送台大,因為我那時想學水利,要到中國去建三峽大壩,台大沒有水利科目,便轉到成大水利系去。一年之後,發覺自己的三峽夢原是胡思亂想,其實心中最愛的還是文學,於是瞞著父母又悄悄重考,考上台大外文系。父親開始是不高興的,但經過我一番陳情,父親居然被我說服了。我非常感激父親對我的信任,對我志願的尊重,沒有強迫我繼續唸工程。在那個時代,社會氛圍重理工輕文史,父親能容許我自由選擇,是多麼難得。

父親幼年時受的是舊式教育,熟讀四書五經,古文有一定的根基,他的記性特佳,自己又勤學,《史記》、《漢書》、唐宋八大家有些文章他竟會整段背誦,看看他寫的信件、題辭、對聯,遣詞用句,還十分雅馴,大概父親也喜歡人家稱他為儒將吧!

父親有時跟我講解古文,常常以古喻今。他最喜歡的是諸葛亮前後〈出師表〉,講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父親特別有感。他常常引〈後出師表〉:「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父親說,反攻大陸,一年拖過一年,兵老將疲,「王業」更加渺茫。諸葛武侯那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兩朝開濟老臣心」,父親是深能認同的。父親唯一會唱的歌是岳飛的〈滿江紅〉,他唱到「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的時候,總不免激昂慷慨。我快離開台灣時,有一天,父親突然在我面前背誦陸游那首〈示兒〉詩:

死去原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我想父親心裡也明白,反攻大陸,愈來愈沒有希望了。可是一九六六年他去世的那一年,他還給他在香港的老同僚前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一封長信,通篇言不及於私,而是分析越戰如果繼續惡化,美國與中共正面衝突時,便是我們反攻大陸的時機來了。於是父親便以戰略家的眼光,寫下了一個詳細的軍事登陸計畫。信尾父親寫道:

弟待罪台灣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國軍何時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現在國際形勢,確已接近反攻時機,屆時我總統蔣公,必統三軍,揮戈北指,取彼凶殘也。

父親至終,一心所繫還是復國大業,而且還冀望,反攻大陸來臨的那一天能夠貢獻一己之力。

父親與母親一生互相扶持,他們結婚三十週年,親友舊部都來慶賀,母親那晚盛裝出席,跟父親胸襟都別上大紅錦緞花,母親宴上致辭:「我跟白先生結婚三十載,我們也算得上『患難夫妻』了。」說著母親禁不住哽咽起來,親友舊部皆為之動容。母親那晚感觸特別深,父親為國家東征西討,打了一輩子的仗,到頭來,連個安適的晚年都享受不到,還要受到種種屈辱,母親當然也為父親不平。父親摟住母親的肩,他疼惜母親,也深深感激這位與他一生患難與共的老伴。

母親最後兩年,身體愈來愈差,血壓常常飆到180-200,藥物控制不住,得住醫院。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母親進出中心診所多次,父親天天跑醫院探病,心情焦慮,溢於言色,父親變得憔悴起來。醫生會診,斷定是母親的腎臟出了問題,需動手術開刀。十二月四日那天,天氣陰寒,父親一早帶領我和先剛、先敬還有先明一齊跪下祈禱,乞求真主保佑母親平安。不幸母親手術失敗,流血不止,身亡在手術台上。我曾這樣記載:

噩耗從手術房傳出來時,父親一時張皇失措,一臉茫然,這是他一生中所受最重的一擊,一下子竟回不過神來。父親經過無數驚濤駭浪,他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的功夫是出了名的,可是母親遽然辭世,那突來的劇痛,即使百戰將軍也難擔當。護士替父親量血壓,一下子飆到兩百多。

我到外面休息室去打電話通知母親的弟弟二舅,我從窗子可以看到樓下的停車場,那部車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車,赫然停在那裡,那三個情治人員立在車前面,他們大概也得到消息了,三個人指手劃腳,交頭接耳,很興奮的樣子。我突然感到,在我們家最慌亂、最哀痛的時刻,這幾個由高層派來監控我們家的情治單位人員,嚴重的侵犯了我們家的隱私,這是一種莫大的不敬、不尊重,是一種有計畫的凌辱。如果當時我手上握有一柄機關槍,我很可能向著那幾個跟蹤特務橫掃過去。

母親的死亡對我也是一次痛徹肺腑的分割,母親本是我們白、馬兩家的支柱,驟然長逝,兩家同感天崩地裂,棟摧樑毀。我在〈驀然回首〉中寫道:「出殯那天入土一刻,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自己生命的部分。」

按回教儀式,母親下葬後,我們需走墳唸經四十天,第四十一天,我便離開台灣到美國留學了,因為母親的病,我向學校請假了一個學期。

那是個二月天,濛濛冷雨,寒風凌厲,父親送我到松山機場,竟破例送到飛機梯下。父親曾領百萬雄師,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剛毅,喜怒不形於色,可是暮年喪偶,兒子遠行,在寒風中,父子擁別,老將軍也禁不住滴下了英雄淚。我坐在飛機窗口,看著父親的背影,一跛一跛的彳亍而去,我突然對父親有一股說不出的憐惜,他現在是完全孤獨了,在逆境在危境中,他得一個人踽踽獨行下去。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父親,等我學成,父親先已歸真。

(本文摘自《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一書,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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