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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和兩岸政治氣氛影響下,第12屆海峽論壇台灣不到2000人與會,加之王金平及國民黨代表團缺席,與以往動輒上萬人相較,媒體形容本屆海峽論壇「史上最冷清」並不誇張。民間交流是兩岸和平的根基,如何恢復兩岸民間善意關係,應是當前最重要議題。

在北京對台工作全局中,「四大交流平台」占據最重要地位:海基海協兩會協商、國共論壇、海峽論壇、紫金山(企業家)峰會。前兩者短期內很難重啟,海峽論壇現已「苟延殘喘」,按慣例在年底舉行的企業家峰會更如「燙手山芋」。這對北京對台工作而言,無疑屬於「結構性損傷」,也構成了近年來兩岸關係的縮影。

兩岸關係淪落至此,雙方當然都有責任,美國的干預也脫不了關係,但歸咎他人不是客觀、理性的態度,還是要實事求是做出反思。4年多來,兩岸出現太多「意外事件」,卻不能妥善處理,小事變大事,進而變得愈來愈不可控、不受控,除了此次「李紅事件」外,從李明哲被捕、周泓旭事件、金馬獎風波,到近一年的香港議題、疫情等,兩岸迴旋空間愈來愈小,所有人都能看出缺乏溝通是最主要的原因。

蔡英文執政後,紅綠互信不足,對各自政治立場有所堅持,肯定無法和馬政府時期兩岸有「無數條管道」相提並論,同時美國對陸政策的轉向,也讓過往「北京到台北最短距離是華府」管道不復存在。但冷靜思考,大陸真的完全拒絕和民進黨溝通嗎?民進黨真的徹底想和北京一刀兩斷嗎?絕非如此。

2016年後,兩岸最高層都有溝通意願,並同時做出過努力,但「功虧一簣」的劇情反覆出現:第1次是蔡英文520就職演講提及「九二歷史事實及共同認知、《憲法》和《兩岸條例》」,很多跡象顯示,雙方事先有過溝通和體諒,但最終仍然以「未完成答卷」收場,看來這是一次不完美的溝通。此後儘管有宋楚瑜出使APEC,宋也受到大陸一定的禮遇,但未能與大陸建立實質溝通關係。第2次是今年疫情爆發之初,兩岸官方透過民間管道,就武漢包機議題建立溝通關係,台灣官方也一度釋出善意,但很快被兩岸民粹烈火吞噬,各自內部政治需求,又讓敵對升級。第3次就是此次王金平出席海峽論壇破局。

常言道「事不過三」,除了一次又一次的遺憾、惋惜之外,北京對台工作的「短板」也暴露出來。北京常講「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大陸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對台灣的壓倒性優勢,當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對台工作不接台灣地氣、與台灣民意脫節、愈發跟不上外部環境變化,也是不容迴避的事實。從以下3個面向可以更清晰看出:

第一,北京對台決策、情勢研判逐漸陷入「同溫層」。大陸對台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仍然很傳統,除了依靠大量二手資料、新聞報導以外,至於一手訊息只能透過與台灣「朋友」交流獲得,包括政壇中人、學者、媒體人等「消息人士」。在馬政府時期,北京與綠營還有不少管道,但2016年以後,大陸了解台灣情勢與觀察的來源愈來愈少,再加上兩岸及國共互信趨弱,北京「信得過」名單也逐漸減少,大陸對台研判就愈受到特定群體的影響。

第二,美國強勢介入台海,對台、對美決策體系疲於應付,愈難以駕馭複雜的美中台三角賽局。國台辦日前鄭重否認對台「多駕馬車」的傳言,的確,各系統都須服從「中央對台小組」決策。不過,對於任何國家的政體而言,跨部門協調都是個難題,大陸對台、對美體系的出發點往往不一樣,尤其是大陸對台系統普遍缺乏外事人才,僅國台辦主任、台研會長具有對美事務履歷,沒有辦法從美中台三邊互動角度抓住兩岸問題的核心。美台政治關係更加緊密,原本繼續用「敲美制台」或「拉台遠美」的傳統手段已經完全「使不上力」,需要改弦易轍。

第三,網路時代興起後,北京傳統對台決策的封閉性,已經難以適應兩岸網路民粹產生的現實壓力。國共冷戰時期,研究彼此政情屬於雙方情報部門的業務,直到近20年兩岸關係才逐漸成為「顯學」。但相較於台灣民主化後,大陸事務決策愈難以脫離本土化民意,北京對台工作真正感受到內部民意壓力,只不過是不到10年內的事情。特別是近年來台灣統派有挾大陸網民向北京對台政策質疑、發難的跡象,「惠台無用論」、「武統論」等主張甚囂塵上。北京不僅難以掌握台灣民意思潮,更面臨內部民粹失控的風險。

王金平原本受邀登陸,背後浮現出紅綠雙方有心溝通的良善意願。但中美外部情勢的複雜詭譎,藍綠內部力量出於一己之私的暗中作梗,「李紅事件」的臨門一腳,如同演繹一場「完美風暴」。改善兩岸關係的「窗口」一次次錯過,偶然之中有必然,對台工作的反思,當然不只是台辦系統一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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