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各國相繼採行封鎖等因應措施,不只終結了持續近十年的景氣擴張期,經濟受衝擊程度更比2008年金融海嘯有過之而無不及。為此,各國政府無不祭出擴張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因應。其中,美國「新冠肺炎補助、紓困與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高達2.4兆美元財政支出,以及聯準會約5兆美元的貨幣擴張政策,規模高居各國之冠。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馬拉比(S. Mallaby)指出,金融海嘯後,各國貨幣與財政政策便走向寬鬆,貨幣寬鬆下的低利環境,讓政府僅需付出微小利息代價便能融通預算赤字,形同憑空生出財政預算的「魔術貨幣」。於是,近十年來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政府勇於舉債,債務水準也相繼來到歷史高點。

然而,這些國家雖有超高的債務餘額占GDP比及財政赤字占GDP比,卻未傳出債務危機,主要是經濟成長速率並無過度偏離政府債務的擴張速率,使該等比率不致失控。但如今新冠疫情爆發,各國均大開紓困之門,讓早已臃腫的政府債務更加膨脹。倘若未來經濟表現能盡快恢復如初,則這些國家政府債務仍屬可持續(sustainable);反之,若疫情後各國經濟成長腳步過緩,慢於債務擴張速率的現象變成常態,那麼政府收入只怕不足以支應債務支出,債務規模將節節攀升,許多國家遭遇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正日益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主要機構對2021年全球經濟成長的預測看似將翻正,卻多是基期因素帶動,且各國失業率仍難回降至2019年水準。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C. Reinhart)及其先生、著名經濟學家樊尚.萊因哈特(V. Reinhart)即指出,全球經濟雖有回溫反彈(rebound)跡象,但仍難斷言是景氣復甦(recovery)的前兆,近期各種經濟統計數據的改善,或許僅是經濟急凍後的短暫反彈而已。如果主要國家經濟在反彈後續處低迷狀態,失業率偏高現象也未見改善,長期下來,勞動力萎縮將弱化有效需求及生產力成長,經濟恐難回到疫前水準。因此,各國政府能否持續且穩定地提供刺激政策,避免高失業率成為常態,將是經濟能否復原至疫情前水平的關鍵。

雖然在今年第2季,各國政府便推出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但受限於政治因素考量,各國的紓困政策顯得躊躇蹣跚。

以美國、日本與德國為例,美國早在3月底就完成紓困作業的立法程序,資金規模對GDP比也達20%,且自4月實施激勵政策以來,美國經濟確實也出現反彈跡象,但儲蓄率卻從2019年的7%上下,爆增至今年8月的18%,意味著消費動能從未回到疫前水平。麻煩的是,截至7月底各項紓困資金基本上已用罄,疫情卻尚未見到消止跡象。對此,聯準會主席鮑爾在9月的貨幣政策會議中,再次強調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工具只能防範經濟危機擴大,在消費、投資活動皆缺乏信心下,聯準會無法獨力推動經濟復甦的巨輪。唯有財政政策刺激與貨幣寬鬆雙管齊下,才能將經濟拖離深淵。雖然民主、共和兩黨皆回應鮑爾的說法,有意續推新一輪紓困方案,但兩黨對激勵政策內容的構想卻極為不同,伴隨將於11月到來的總統大選,讓兩黨更難以平心靜氣地協商紓困內容,以致後續激勵政策拖宕難產,為來年美國經濟平添變數。

日本於今年4月與6月兩輪紓困資金規模雖高達260兆日圓,占日本2019年度GDP比達40%,為所有國家中相對紓困規模最高者。但其中政府總支出額外增加僅占GDP比約8%,其餘部分以稅費緩徵等方式實現,整體支出力道遠不及美國,且兩輪紓困都於在2020年底到期。再加上明年10月日本國會將舉行改選,自民黨內派系傾軋的隱患依舊、政府財政保守,都讓日本經濟復甦之路不容樂觀。

至於德國,雖然政府債務水準為已開發國家最低,擁有擴大財政激勵政策的空間,而6月德國政府也推出總額占年度GDP比達40%的紓困計畫,但政府額外增加支出占GDP比僅4%,反較日本政府更為保守。即使德國政府有遠見地將部分紓困條款延長至2021年底,但隨著明年國會將大選,近年來飽受退歐民意潮流侵擾的建置派政黨,在紓困議題上難免投鼠忌器而憚於積極行事。

要言之,近期各國經濟雖多少顯露回溫曙光,但究竟屬於跌深反彈,還是可持久的復甦仍在未定之天。若僅屬前者,且未來出現第二波疫情,許多國家將陷入再封鎖與否的兩難抉擇。此時,接續性的政府紓困是讓全球經濟有望走向復甦之必要手段。正如萊因哈特夫婦所強調,紓困固然會產生短期債務負擔累積的副作用,但若政策激勵力道不足,只怕許多國家的經濟將持續沉淪,經濟重回疫前表現之日也就遙遙無期,甚至引爆新一輪的債務危機,各國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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