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沒有想到,11月3日的美國總統大選,短兵相接到如此的程度;提前投票的人數至10月30日時已達8千4百萬,就3億3千萬的全美總人口數而言,確實令人難以想像。但無論最後勝選的是誰,都必須彌合人民之間的政治傷口,而其中最重要的,則莫過於「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的民主重建工程。

一個富庶、民主的美國,曾經是幾個世代以來,美國歷任總統與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夢想國度。21世紀的前20年,政治對立與種族衝突,其實只是表象,真正的問題,當在於社會最深層的貧窮問題。對於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這個問題,兩位美國學者極清晰詳盡的現實描述,可以具體呈現出「後疫情」時代的問題本質。

其一,在2014年著作《逃亡:一個美國城市的逃犯生活》(On the Run: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Goffman從居住在費城的非洲裔青年,以及居家所在周圍地區的視角,探討貧窮、少數族裔社區裡面有過多的警察(over-policing),以及「黑窮青年」的拘留恐懼。本身是白人女性的社會學者,Goffman從自己刻意製造的「街頭偶遇」開始,然後透過認識與結交,慢慢隱身溶入整個在地社區的社會空間,進而瞭解「剪不斷,理還亂」的犯罪與社區、種族與文化、族群與警察的關係。

其二,針對類似的貧窮主題、但更宏觀的擴及到「窮小孩」和「富小孩」的世代,在2015年《我們的孩子:陷於危機的美國夢》(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的專書,哈佛大學的社會科學家Putman探討的是,兩極化社會階層的美國小朋友。他的研究角度是:家庭、父母工作與親子教育、乃至於小孩居住的社區,以及其周邊生活環境;而他在政策層面上的研究觀察則是包括: 經濟環境、愈來愈低的工資、以及變動很大的文化改變。

如果歸結兩個長期存在於美國社會的重大問題,這其實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在大選之年,全美新冠疫情肆虐之下,已經持續超過半年、具有高度政治意義與投票傾向的黑人平權運動,讓共和黨和民主黨原本就競爭激烈的大選,更突顯出前述的問題。

多元主義的美國總統制,以及國會兩院的政府體制設計,曾幾何時,出現如此重大的貧富懸殊問題。重要的是,就算知道問題的情勢極其嚴峻,歷任美國總統卻還是提不出有效解決的因應對策。

對於既是社會問題,是經濟問題,當然是政治問題,甚至也是種族問題的所謂「社會吸納/融合」(social inclusion),學者Petri Koikkalainen強調的是四個層面:購買財貨和勞務能量的「消費」;參與具有經濟和社會價值活動的「生產」;涉入地方性決策或理性決策的「政治接觸」;以及嘗試整合家庭、朋友、社區的「社會互動」。

簡言之,社會融合的關鍵字有三:參與(participation)、涉入(involvement)、以及整合(integration),而想要做到如此,需要的是民主決策過程當中,多元群體的吸納。而所謂的「多元」,則包括種族/文化、教育程度、經濟收入、城市鄉村、工作職業、宗教信仰,乃至於政策議題的不同態度立場(墮胎、同婚、擁有槍枝、地球暖化、封城/重啟、口罩標誌、多元性別認知)。而社會融合只是通往民主治理深化和所得分配改善的一把鑰匙。有了這把鑰匙,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但沒有這把鑰匙,不論誰當美國總統,都很難從政黨對立與人民衝突的泥沼中,抽身而出。

此外,傳統上,解決貧窮問題,達到「所得重分配」的政治目標,所必須採取「累進課稅」的政策工具,在美國的現實政治世界,已經恐怕變成是一個不可能的政策任務。由於共和黨從1980年雷根總統以來,減稅政策措施,已經蔚為黨的大政方針,並已經和民主黨加稅做出明顯的選票區隔;而柯林頓(1992年到2000年)和歐巴馬(2008年到2016年),兩位民主黨總統的執政期間,就算知道是選票支持之所在,卻也無力改善逐漸惡化與貧窮相伴而生的社會階級問題。

美國的政治學者Dahl,於1961年「誰統治(美國)?」(Who Governs?)的提問,在一個甲子之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因為疫情與經濟的關係,種種在政治上的併發症,湧現而出,深不見底。因此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的美國總統,選舉過後任何的施政作為,在短期間,恐怕都是治絲益棼。然而就長期而言,回顧過去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韌性,在政治紛紛擾擾與經濟起起伏伏之後,歷史告訴世人,政府的能力和人民的智慧,或足以因應當代的政經與社會之鉅變。而吸納多元群體,重視不同意見,也將是大選後的美國,重振旗鼓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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