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社會強調公平正義,實與資本主義發展脈動息息相關。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透過資本累積,市場價格機能運作,引導資源配置與經濟發展。然而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分配不公不義,始終成為致命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 tendon)」。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至今仍乏有效解決問題的藥方。資本主義無節制的發展,若是處理不當,一旦重蹈十九世紀覆轍,形成階級對立與抗爭,絕非全民之福。

關於公平正義的看法紛歧,可先從光譜的兩個極端來觀察。其中一端,乃可追溯到古典經濟學及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亞當.斯密(Adam Smith)受重農學派的影響,強調自然正義與自由放任,主張小政府,政府角色在於保障國防安全、個人財產權,以及自由、平等不容侵犯。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 A. Hayek),大力維護古典學派觀點,個人的適當行為表現就是正義,政府角色則是為自由社會奠定法律架構,然後交由市場價格機制去運作,並極力反對極權主義、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此種觀點獲得普遍認同,然而自由競爭的正義,是否會因競爭起始點不公而造成不正義,不無疑問存在。

另一個極端,則是馬克思(Karl Marx)的主張及共產主義發展,強力反制資產階級擁有剩餘價值,以及資本家對勞動者剝削造成貧富不均;而是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與分配模式,才是正義的道德標準。然從大歷史角度言,過去極端社會主義的實驗,由於制度設計不當,誘因機制缺乏,人民沒有自由與產權,極權統治扼殺民主,百姓依然一窮二白,以致中東歐共產主義在1989-1991年先後崩潰。

與亞當.斯密幾乎同時代的邊沁(Jeremy Bentham),提倡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除個人追求最大幸福(效用)外,就社會言,更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必要時可以犧牲少數人利益,成全多數人利益,被視為是一種分配正義的展現。進而功利主義透過卡多爾─希克斯(Kaldor-Hicks)的補償原則,只要社會福利增加填補福利減少而有餘,能夠增進社會福祉就是正義,並且成為福利經濟學及成本效益分析的立論基礎。然其前提是人與人之間幸福(效用)可以量化、比較,福利可以加總,少數人福祉可以被犧牲,均不無疑問存在。

二十世紀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對正義另有一番主張,容許社會財富及所得分配存在差異性,但每個人所處最初狀況不應有所差異。因此,政府應加強對富人課徵遺產稅,並對弱勢者補貼及增強教育支出等,讓社會底層最弱勢者獲得最優先的照顧,能夠追求其福祉的極大化(即「小中取大準則(maximin criterion)」,這就是正義。羅爾斯的正義觀,將能增進社會流動性,對分配不均現象產生部分矯正功能,基本上維持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精神。

由於政府課稅是展現公平正義的重要手段,絕對不應也不能迴避。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亞當.斯密主張課徵比例稅率,以期合乎自然正義。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財富分配不均現象嚴重,19世紀後期的德國著名財政學者華格納(Adolf Wagner),強調社會正義,主張課徵累進稅率。美國著名的財政學者馬斯格瑞夫(R. A. Musgrave),提出水平公平性以及垂直公平性的概念。前者強調同等地位應同等對待,後者強調不同地位應不同對待。用到課稅上面,例如凡是有所得就應課稅,則是合乎水平公平性;高所得應課徵高稅率,低所得應課徵低稅率,則是合乎垂直公平性。在此必需指出的,水平公平為垂直公平的基礎,沒有水平公平,就不必奢談垂直公平。

前述僅是各家角度對正義及租稅正義的扼要比較,終究仍應指引未來政策如何發展。在全球化現象及租稅競爭無法有效遏止下,單一國家課徵高所得稅或資本稅,其實並不可行;除非全球各國有志一同的課徵,然其交易成本極高。處當前情況,羅爾斯的正義觀點與引申而來的財政角色,相對上較能理解與同情。睽諸台灣現實情況,減免稅浮濫與逃漏稅猖狂,空有高度累進課稅,仍然只是虛有其表,達不到量能課稅目的,卻對努力工作、經營事業之誠實納稅者造成懲罰。政府必須深刻思考未來稅制改革方向,合理規劃稅率結構,大幅縮小租稅減免範圍,矯正資本所得多不納稅的現象,讓有錢人能夠正常納稅,達成課稅公平正義目標。政府同時應強化對弱勢者的移轉性支出,有效率推動社會福利與教育工作,保障其生存與進取權益,將更能增進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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