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新冠疫情集中展現了大陸「大數據治理」的超強能力。在行動支付、即時通訊、電商平台與實名個資高度捆綁的大陸,政府可以透過大數據迅速蒐集民眾移動軌跡、消費行為,進而高效確定密切接觸者、可疑染疫人群,達到切斷傳染源的結果。

此次疫情是大陸近年來推行「數位治理」成效的一次檢驗。不到10年時間,大陸在物流、金融、消費等領域率先數位化,此後又將數位化遍及政府服務、公共行政,實現所謂「網路問政」。2018年大陸地方政府機構改革設立「大數據局」,去年政治局集體學習區塊鏈,今年更是在深圳、蘇州試點發行「數位人民幣」,這標誌著「數治」已經和「法治」、「德治」一道成為大陸「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部分。

然而,今年下半年大陸輿論爆出一連串涉及大數據的負面事件,讓大陸官民同時反思「數治」的倫理問題。先是蘇州等地政府借鑒「健康碼」設立「文明碼」,引起社會極大反彈後,官方迅速叫停並澄清公眾疑慮。再是大陸自媒體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揭露了大陸外送平台透過大數據剝削壓榨基層外送勞工的現狀,同樣引發各界共鳴。

此後,大陸對「數治」的檢討不斷持續,並逐步走向「深水區」。例如杭州法院審理了號稱「人臉識別第一案」,並做出有利於公民保障個資的判決。再如成都爆發本土感染後,曾赴多個酒吧的女陽性感染者個資曝光,四川省委書記、央視「新聞聯播」都強調要保護個人隱私、嚴厲批判洩露者。此外,陸媒為不擅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老年人聲援,要求政府和企業為傳統出行、消費方式留出「綠色通道」。

面對各界對「數治」的疑慮,大陸官方很快調整和回應。如近日大陸正起草的《網路數據處理安全規範》要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結束後60日內,政府須停止蒐集調用或刪除個人訊息。大陸國務院發布《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慧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後,央行立即跟進要求「不得排斥和歧視現金支付」。

官民同時就「數治」發出倫理之問,背後思維卻未必相同。正如政治局會議提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被解讀為針對大陸網路巨頭,從官方角度來看,「數治」的權力如果掌握在民營乃至外資企業手中,必然存在對現有政治秩序的隱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民間對政府能否依法合理使用大數據同樣存在憂慮,諸如「60天後刪除」的官方自我約束能否換取公眾信任?若「數治」權力難以在「法治」架構下運作,「數位利維坦」陰雲恐怕很難消散。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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