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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局會議提出「需求側改革」,外界解讀是為因應消費與投資內需引擎動能減弱,經濟數據雖然亮麗卻暴露若干結構性問題,才會推出需求側改革,藉由內需消費及投資的刺激與拉抬,維繫經濟動能。這個解讀不無道理,但並不全面。

從近期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代表消費及投資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銷售與固定資產投資確實減弱,11月仍維持5%及2.6%的年成長,但月增速度(隔月年增率比較)明顯弱化。消費從9月月增2.8%,下滑到10月1%,再掉到11月0.7%。投資同樣從9月1.1%一路下滑到11月0.8%。對比之下,出口年增率剛好相反,月增速度從9月0.4%,爬升到10月1.5%,11月更大增至9.7%。

推動經濟三引擎中,消費與投資出現麻煩,內需動能減弱,出口動能卻反向大增,這與近年來大陸大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明顯背離。加上明年是十四五規畫啟動元年,大方向已明確定調在內循環經濟與科技自立自強,要達成這兩大目標,都需要消費及投資為奧援,兩大原因,讓北京在這個時點適時做出調整與改變。

不過,這個改變並非意味北京揚棄供給側改革,全面轉向需求側。更有可能的是,在持續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基礎上,更加強調需求側改革的重要性。畢竟從學理來看,從供給側改革到需求側改革,就是從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回到凱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論。理論都沒有對錯,目的都在推動改革解決實際問題,只有階段性或不同時空背景下需求的差別。

另一方面,疫情衝擊下,部分產能的去化成效卓著,但像房地產這類的庫存去化問題,卻反而更加嚴重。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的《全國百城住宅庫存報告》指出,截至10月底,大陸100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庫存總量持續攀高,來到5.02億平方米,年增8.1%。而這樣的庫存增長趨勢,看來還會繼續延續下去。更不用說,因疫情紓困帶來的龐大債務問題,恐怕會讓去槓桿的壓力更為加大。

面對這些源於供給側的問題,必須大力改革,否則之前的努力就等於白費,這絕非北京所樂見。換句話說,接下來供給側及需求側改革應會同步進行,不過順序會以需求側改革為優先,而供給側改革次之。就如同早先習近平提出的內循環概念一樣,最終要建立的是國內國外雙向循環的體系,只是當下更重視國內循環而已。

這樣做的好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利用當前全世界政府大印鈔票所提供的豐沛資金,加速刺激與拉抬內需市場的消費與投資。近期人民幣大漲,從年初低點到現在,漲幅高達10%,背後意味的就是國際資金大量的湧入。根據大陸官方統計,今年以來,海外基金持有的大陸債券及股票,大舉成長超過30%,創下歷史紀錄。而這股趨勢,在美元的極端弱勢下,短期看來不會立即反轉。國際投行紛紛上調明年人民幣預估值,比如高盛、瑞銀、德意志銀行及摩根大通,都已看到6.3以下,而花旗甚至認為有機會創下新高來到6。

源源不絕湧入的資金,讓北京政府得以拋開枷鎖,不須太過擔心財政與貨幣政策對推動需求側改革的侷限性。畢竟要創造有效需求、刺激內需的消費與投資,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是不可或缺的。而這可能也是北京選在此時,推出需求側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就是說,趁著經濟情勢大好之際,未雨綢繆,將未來可能的不利因素或潛藏風險,先行消除或弭平,而非等到情況惡化或失控時,再來處理。過去北京處理幾次重大金融事件,如2011年影子銀行危機、2013地方債務危機,都是採取類似作法。

儘管如此,在這個過程中,還是必須留意可能衍生的資產泡沫風險。在資金滿溢情況下,為了提振消費與投資,如果又再加大力道釋出流動性,卻無法順利引導至實體經濟,恐怕會再進一步推升金融資產價格,形成泡沫。這對大陸經濟長遠發展來說,可能不是一件好事。當然,從政策有效性的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是未來需求側改革的最大考驗。

就台灣而言,過去台商帶著技術、人才與外銷訂單到大陸投資、生產、輸出的三角貿易模式已經過去,在「需求側改革」大背景下,大陸內需市場將加速崛起,台灣如何掌握新機遇?

#大陸 #供給側 #投資 #改革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