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前11個月,台灣對大陸出口144.6億元,年增達14%,同期台資赴大陸投資金額同比增50.43%,兩岸經貿關係看似更緊密,但不能忽略其中有中美科技戰大陸搶購晶片的因素。最近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稱,台商在大陸盈利減少、持續撤資,斷言「兩岸一起繁榮的時代已逝」。這篇報導訪問的台商偏重中小型台商,結論難免有以偏概全之處,但反映出目前的政治氛圍下,外界對兩岸經貿關係的前景普遍沒有信心。

拜登會與北京尋求疫後合作

缺乏信心的原因,主要源於三個面向:一是民進黨執政後,兩岸經貿合作議程停滯不前,過去馬政府時期由政府牽頭推動的產業搭橋等計畫中斷,兩岸經貿合作的政治風險增加。二是中美競爭主導的關係模式確立,不會因川普下台而出現根本扭轉,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的封鎖限制也衝擊兩岸經貿格局。三是確有不少台商沒跟上大陸轉型步伐,成為「騰籠換鳥」和「環保攻堅戰」的淘汰者或犧牲品。

隨著內外情勢的最新變化,上述焦慮或有所緩解。首先,拜登政府以內部問題為優先,無暇與大陸爭霸,反而會與北京尋求疫後全球化的合作之道,也不會動輒採取「川普主義」式的經濟打壓。至少在短期內,台灣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顧慮得以減輕,兩岸經貿的政治風險也會隨之降低。

其次,透過近期舉行的「高級幹部研討班」,中共「三新」路線呼之欲出,即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這意味著,大陸已經為今後30年定調:一方面在全力衝刺「高精尖」自主科技創新水平的同時,鞏固世界上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解決受制於人的問題;另一方面格外重視「內循環」,徹底激發大陸十幾億人內需市場的潛能。這對台灣而言是重大利多,蓋因從事傳統製造業的台企,在講求全門類工業體系的大陸仍可謀得一席之地,而在生技、半導體、精密工業等領域握有核心技術優勢的台企,依舊能在大陸維持強勁的競爭力。

站在30年「新發展階段」重新審視兩岸關係,意味著大陸對台政策已經從「打」、「談」進入到「融」的新階段。特別是近期北京搶抓美國政治窗口期,透過多管道釋出貿然「武統」不符合對台政策,亦違背了「戰略機遇期」的基本路線。此舉不僅向美方表達對台海和平的穩定承諾,也給了美方足夠的迴旋空間,以調整川普、蓬佩奧時期「用力過猛」的對台政策。因此,在這個關鍵時間點,台灣有必要敏銳捕捉外部情勢的變化,認真思考一個面向未來30年的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只剩死路一條嗎?

受制於選舉政治,加上台灣夾處中美兩強之間,很難從30年的歷史縱深規畫兩岸關係。歷史曾經給予李登輝政府以《國統綱領》指導兩岸關係的良機,諷刺的是,台灣放棄追求統一的目標後,反而是北京更多繼承了《國統綱領》的理念,並一度在馬政府任內看到曙光。然而,當蔡政府「借力使力」,利用中美衝突幾乎讓兩岸合作機制癱瘓,過去30年來兩岸以政府協商終止敵對狀態、以和平協議開啟統一進程的希望,看似破滅殆盡。

這意味著兩岸關係只剩死路一條嗎?非也。以《國統綱領》為代表的「自上而下」兩岸路線圖的受挫,非但不會否定過去30年兩岸關係的探索,反而開啟了兩岸經濟社會「自下而上」逐漸融一的新路徑。去年底,大陸高調紀念昆山與台灣融合發展30年,宣布將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面積擴大至昆山全域。同時,中共《十四五規畫建議稿》寫入「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昆山和福建恰好是兩岸30年和平發展成果的縮影,是否可以作為未來30年兩岸「自下而上」融一的試驗田?值得兩岸政府和業界深入思考。

例如,毗鄰昆山的蘇州工業園區,採取中國與新加坡政府合作共建模式,體現了對等尊嚴的原則。那麼,昆山的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是否也可以考慮由兩岸官方以適當名義合作共建?同理,謝長廷曾嘗試以「一國兩市」解套高雄與廈門的城市交流,而金門與廈門更可以詮釋為「一省兩門」,如果兩岸以此為基礎建立對話機制,雙方戴上「金廈合作」的白手套,盡快就恢復小三通等迫切議題進行溝通,許多政治分歧不就可以求同存異、迎刃而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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