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衷於制服、黨徽、旗幟的政黨大概首推威瑪共和的希特勒,納粹終於走向極右的法西斯政黨。在集體意識與權威服從的意識型態下,希特勒瘋狂地遂行屠殺猶太人,滅絕殘疾民眾等令人髮指的罪行。何以希特勒能夠使其黨徒可以蔑視個人的理性與良心,毫無思考地執行一般人無法理解的暴行?

1961年7月,納粹黨殺人魔徒阿道夫‧艾克曼(Otto Adolf Eichmann)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並被判處死刑後的一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進行了「權力服從實驗研究」。測試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究竟有多少。

1963年發表實驗結果,當實驗中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即使參與者聽到痛苦尖叫聲,受到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參與者仍然會繼續執行命令。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極為強大的服從意願,甘願去做任何尺度的行為。1974年,畢克曼(Leonard Bickman)的研究結果更證明了穿著制服,顯示是服從權威一個強而有力的規範。

台灣近年在藍綠對立的極端情勢下,有形無形的權威命令充分演示了米爾格倫的權力服從理論。政黨的戰鬥背心明白用以區別政黨屬性。一時之間藍、綠、橘、黃各種戰鬥背心從公開場所到議會,從開弔告別式到喜慶宴會,莫不看到政治人物穿著戰鬥背心出現。立法院院會甲級動員,各黨皆在動員令上註明「著制服」。原先講道理數人頭的議場,卻變成了旗幟鮮明號令齊一的殺戮戰場。許多議案跳過委員會,執政黨利用人數優勢直接表決,全然已是法西斯型態的議會。最近更有甚者,連政府機構也流行穿戰鬥背心。這種作為與全身黑衣的幫派分子還有任何差別嗎?

傳播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認為,民主制度最

大危害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與意識型態(ideology),卻成了現時台灣奉為圭臬的政治手段。不以說理去建立「我者」與「他者」的差別,卻用「我者」與「他者」替代說理,造就了對立與理盲。

非但是實質的「戰鬥背心」,桎梏在人心的還有一件看不見的「意識背心」莫名地自我套在頭上。這件「意識背心」竟然漸漸穿到了司法人員的身上,雖然不是實質的背心,卻是無形的枷鎖,自己編排成一個自以為可以討好執政黨的派系。憲法所要求超越黨派獨立審判的法官,如今也全變了樣。從前瞻計畫表決、促轉會的爭議、政治團體與《政黨法》疑義、財團法人修法、監委任命同意投票等幾個釋憲的聲請,大法官毫不猶豫地跳進收拾泛藍的政治殘餘勢力的行列。

審判法官在太陽花事件中,搬出自己也不能相信的抵抗權,硬是要成為執政黨的跟屁蟲。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案、翁啟惠院長的貪汙案、石木欽的關說案等等,根本不敢審理。司法人員與富商相互勾結成為貪汙的集團,司法單位竟然還大剌剌地訂出標準,10次邀宴、3件襯衫算是情節輕微。這麼多人的貪腐舞弊,長官同僚還能推諉不知?整個司法機構已經成為互相包庇的犯罪共同體。是政治正確就可保住官位,做個安樂公嗎?檢察單位是行政體系的一環,行政院當然如臂使指,做得就更是打手一般。日前筆者擔任考試院司法官的口試委員,問到法官倫理的考題,表面上這些還未考上的青年學子回答得高尚,但心裡真不知道是如何看待這些骯髒的前輩。

脫掉吧!我們不願看到穿上戰鬥背心的政治人物,更恥於見到迫不及待要套上政治背心的司法人員。對於這種微不足道的背心都不能脫掉,能讓社會大眾相信各政黨將脫掉暴力,脫掉煽情,脫掉理盲?台灣經歷了多少苦難才發展到今天,在政治圈打滾的諸公真要自我編排成黑道領袖,繼續激化人民強烈對立來謀得政治紅利?對於那些不能秉於法律倫理與專業訓練的司法人員,我已找不出語言來開罵了。(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法研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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