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視名嘴日前大肆談論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健康問題,事後證明不是事實,卻自圓其說,稱流言傳出代表中共權力鬥爭激烈。也有評論文章說,習近平頻頻到軍隊、地方視察,嚴厲執行《香港國安法》,代表他的權力不穩固。長期以來,綠營媒體及民進黨政府總是用這種「看圖說故事」方式解讀大陸,頗類似西方當年的「克里姆林宮學」。克里姆林宮學未能解釋和預判蘇聯解體的重大變化,已經被證明失敗,台灣拾人牙慧,繼續用克里姆林宮學方法論來認識大陸,難怪嚴重誤判大陸情勢。

嚴重誤判大陸情勢

克里姆林宮學有一個認識論上的假設,認定蘇聯是由強烈意識形態主導的極權政治模式,大權集中於一人或蘇共中央政治局。只要掌握這些人的動態或官方文件,就可以預估蘇聯政治的發展。但冷戰時期蘇聯資訊高度封閉,政策制訂不透明,且方向不可預期。西方研究者不得不從官方媒體透露出來的領導人稱謂、排名、座次等等動態,或用字遣詞的變化,找出政局變動的蛛絲馬跡。這一整套只關注克里姆林宮內人事變化與官方修辭的研究方法,就被稱為「克里姆林宮學」。

這種只關心高層政治鬥爭或文字訓詁的研究,自然看不到社會輿情、官僚體系以及經濟發展對政治的影響,也就對蘇聯的變化觀察失準。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無人能夠預判,已證明克里姆林宮學全屬虛功。如今台灣一些學者與媒體人,受西方學術或個人意識形態影響,習慣接受西方媒體的觀點和議題炒作的需要,不願意用正面、完整、客觀的角度,看待大陸各方面的發展,往往落入克里姆林宮學的陷阱,誤判情勢。

他們接受了克學的假設,認定中共政權是人治的極權體制,認為只要研究國家領導的一言一行或是派系鬥爭,就可以理解中國大陸的政局;他們認為既然是人治的社會,國家領導就擁有無上的權力,視法治於無物;他們對於共產黨員的理解,可能來自冷戰宣傳的刻板印象,完全服從,官僚作風,沒有個人積極性;認為大陸是科技監控黨國資本主義,只有被馴化的人民,沒有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民意。他們甚至還堅信中共偽造數據、隱瞞實情,所以經濟成就、社會脫貧、防疫成果都不可信。

這種克學視角就產生幾個盲點:第一,忽視中共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體制的作用。這套體制下中共維持了路線的延續性與黨內共識,不因領導人的去留而有重大的變化。例如打貪本身在中共內部有一定的共識,習近平打貪固然得罪不少黨內勢力,卻得到更多的支持力量,多年下來權力漸穩。另一個例子是統一問題,在大陸看來,國家統一是民族復興不可或缺的一環,不會因領導人更替而改變,但只要台灣或美、日等國家在兩岸關係上不做出嚴重傷害大陸發展的舉措,也就不存在急統、武統的問題,這個方針自1989年來延續至今未改變。

全面復興才是事實

第二,誤認為人治凌駕於法治:人治與法治本來就是光譜的兩端,不存在絕對人治和絕對法治的社會。中國大陸近年來十分重視法治建設,人民的權利意識也逐漸抬頭,但是受到中國傳統「德治」的影響,對於道德秩序與正義恢復的觀念與西方不同,在法律的制訂與執行上難免出現一些拉鋸。例如香港以《國安法》逮捕反修例運動相關人士卻出現捉放曹的情況,表示中共面臨兩難,一是尊重香港司法體系,一是維護國安法律尊嚴,再者也不希望劉曉波的憾事重演。如果真的只有人治,何須猶豫,就像江南案私刑處理便罷。

第三,誤認為國家與社會關係緊張,社會分裂:中國傳統中的科舉考試與宗親社會,維持了社會流動與穩定,國家與社會關係不像西方的二元對立。中共的「黨的建設」在調和國家與社會矛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將中共與中國人民二分是不瞭解中共的黨員甄補、思想教育和組織原則。這次防疫「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不僅體現集體主義的精神,也展現中國的規模優勢與大國紅利,透過轉移支付,大陸對邊疆地區與貧困地區注入大量資源,這些都對少數民族或邊疆地區產生有效的吸附作用。

與西方克里姆林宮學不同的是,西方認為蘇聯「國祚長存」、「長治久安」,台灣的克學信徒們卻一廂情願抱持「中國崩潰論」,中國大陸當然也有缺點與不足,但是全面性的復興是不爭的事實,台灣更要實事求是的面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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