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剛上任,國事如麻,基於「內政優先」的大政方針,疫情防治和個人救濟與企業紓困,是未來施政的重中之重。此其中,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改革,經緯萬端,值得特別重視。然而基於歐巴馬前總統提出的健保改革政策,在川普前總統任內被全面棄置的前車之鑑,唯有在國會具備跨越黨派共識的政策改革,才能夠通過施行,長治久安。

回顧過去25年,從柯林頓1996年的「福利政策改革」以來,歷經1999年到2000年的網路泡沫經濟,而後在2003年,共和黨的小布希總統提出「醫療保險政策改革」、以及2005年「社會安全私有化」(social security privatization)之後,乃至於民主黨再次執政,歐巴馬總統於2010年提出「病患保護與付得起的照護法」(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簡稱歐巴馬健保),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共治的體制,難以撼動;以及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應不應該介入,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前後三位總統任期24年的政策場域,沒有根本改變醫療保險(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的格局,從而成為甫卸任川普總統任內的政黨對決之戰場。

時至今日,一言以蔽之,美國社會安全政策的制度演變結果,基本上已經是:「競爭的勝利,公平的失敗」。而這樣的結果,在2020總統大選年,伴隨著新冠疫情的全境擴散,成為民主黨拜登總統著手進行改革的政經社會背景。

從社會安全與健康照護的場域觀之,因為在全球化的20年期間,貧富差距愈來愈懸殊,對於社會、經濟、政治的影響既深且廣。重要的是,凡此種種禍及疫情受創最嚴重的中低端工作者,加上「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蔚為潮流,以及少數種族「區塊式」的投票給民主黨,進而觸動白人種族意識的抬頭,最後進而演變成為撕裂社會的根源。

拜登總統目前面對的國內形勢,迫使他必須在4月底上任約100天,就要提出具體的政策回應選民的需求。這種箭在弦上的社會安全制度改革,可以分為「政治制度」和「行政權力」兩個層次。一方面,基於憲法所設計出來的國會兩院的節制,以及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必須分享權力的憲政制度,會影響到總統行使權力的方向和力度;另一方面,聯邦政府被限制的政治權力,則會影響到總統推動全國性改革的方向和幅度。

換言之,聯邦政府很難訂定全國性的社會安全制度,這種政治的現實,就算現在民主黨在國會參眾兩院過半,都很難制定出能夠讓近3.3億人口、經社發展程度不同、疫情受害程度有異、財政狀況豐瘠不一的50個州政府,能夠普遍適用的政策方案措施。

此外,總統做為啟動改革的最重要推手,成敗的關鍵還是「錢從哪裡來?」。對此,拜登總統在競選時,曾經提出系列性的課稅方案,無論可行與否,都必須面對共和黨是否願意「配合演出」,讓他能在就任100天,就可以拿出政策成績單。

特別是,拜登總統上任五天後,前總統川普1月25日於佛羅里達州就成立辦公室,而其信條則是「(川普)永遠都是美國人民的捍衛者」。就此觀之,總統延長賽的開打,一方面標誌著共和黨的建制派人士,不可能忽視去年拿到7,000多萬票的這股力量,在兩年後的期中選舉前,政治影響力仍不容小覷。另一方面也顯示,民主黨即使與共和黨達成協議,提出1.9兆美元的紓困預算案,也不代表在2月上旬,眾議院啟動對於川普的審訊,可以得到共和黨參眾議員的支持;而兩黨一旦在國會因為川普是否涉及「煽動叛亂」而對陣,則勢必影響到在疫苗分配和提振經濟方案的跨黨派合作,在4月底就職百日之前,研擬出具體可行、也能被接受的健保改革方案,將因為政治對立的風雲再起,而灰飛煙滅,回到原點。

「重建更好的未來」(Build Back Better),將內政優先落實到疫情控制與疫苗注射、個人救濟和企業紓困,解決失業問題和重振經濟,是一項龐大的整建工程。面對去年選舉過程當中,一再引爆出來的社會對立和種族衝突,所匯聚而成城鄉、貧富、階級、種族的社會安全政策之改革,在後疫情時代的2021年,乃重中之重的任務。

有鑒於其所需要的是政黨政治運作的和諧,以及國家社會的穩定;窮寇莫追,對於美國總統拜登而言,應該要以兩黨有共識的政策先行,在階段性的經濟刺激方案告一段落後,汲取歐巴馬健保當年的經驗教訓,提供人民、企業、不同黨籍的各州政府更多元、更好組合的選擇,並以社會安全政策的制度改革,做為明年底的期中選舉之大纛。同時,還可以藉此向全世界展現美國政黨政治「在激烈競爭中,也有密切合作」的民主政治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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