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鮮豔、造型宛如魚雷的氧氣瓶,在凍寒的高海拔只有一個目的──讓人活下來。(陳德政攝/新經典文化提供)
色彩鮮豔、造型宛如魚雷的氧氣瓶,在凍寒的高海拔只有一個目的──讓人活下來。(陳德政攝/新經典文化提供)

三個星期來我第一次自己吃晚餐,突然有點不太習慣。

十年的獨居生活,讓我習慣了一個人吃飯,三星期的遠征,又讓我習慣了餐桌旁有人作伴。人在山上,情緒和感覺都被放大了,時間的刻度一併被拉長,甚至連時間的內涵都產生變化。

徒步進山與駐紮在基地營,是兩種時間單位,而群聚的時間與獨處的時間又有不同的量測方式。每當人抬頭都看到同一批臉,看到一成不變的景物,時間會在一條隧道裡幽微地反轉它的物理規則,開始會扭曲、會延長,卻不會縮短,顛覆了人在城市裡所熟知的常態。

時間,成為了一種幻覺。

在這個寸草不生的地方,時間更成為可以搬動的物品──把今天搬到昨天,再把明天搬來今天,這種勞動(更確實地說,這種煎熬),畢竟是人多的時候做起來比較熱鬧,也比較輕鬆。

伙房小弟送餐時注意到今夜的不同,他照例夾了三條熱毛巾進到我們基地帳裡,然後一愣,「先生,今晚只有,您一位嗎?」(Sir, just one person……tonight?)

我點點頭,順口問了他的名字,他說他叫穆罕默德.拉菲,今年二十一歲。

「你結婚了嗎?」我接過那條很快變涼的毛巾,不管它擦過多少人的臉,把我的耳後和頸間用力抹個乾淨。

「結婚了。」拉菲說,「我的姊姊和妹妹也都嫁人了。」

「你有小孩嗎?」

「我和妻子去年生了一個女兒。」

「她叫什麼名字?」

「瑪夏兒(Mashael),是光的意思。」

拉菲把我擦過的毛巾夾回鐵盤,他長得濃眉大眼,皮膚被太陽烤得黑亮,說著口音很重而單字很少的英文,已經入夜了,仍戴著一付塑膠太陽眼鏡,是很有綜藝感的那種綠色。拉菲把我們當貴賓,總是彬彬有禮地伺候我們,準時送來熱水和餐食,直到今夜,我不曾和他多做交談。

這是為何一個人旅行比較容易交上朋友的原因,人都需要說話的對象。

「別再稱呼我先生了,以後把我當朋友吧!」拉菲靦腆地點點頭,「對了,醫藥包現在由我保管,有事儘管來找我。」他說知道了,躬身幫我擺好餐具,把食物留在桌上,又恭謹地退了出去。

今晚菜色有青椒炒牛肉、炸洋蔥圈和牛雜湯,餐後甜食是果凍,顏色就和拉菲的太陽眼鏡一樣,感覺滿可疑。我掏出辣椒醬,一匙一匙往炒飯裡加,再用熱水瓶的水泡了一大杯蜂蜜來喝,我提醒自己,要時時多喝水。

獨處,讓時間變得更緩慢了,讓人的思緒很容易晃蕩到一些往事裡,我想起從前吃飯的光景;從小,吃飯都是一群人的事。

台南的阿嬤家沒有飯廳,家人就擠在客廳裡吃飯,阿姨們、姨丈們、表弟表妹們逢年過節回來探望阿嬤,她會燒得一桌子好菜,拿手的有白斬雞、滷豬腳和蒸芋頭,阿嬤很喜歡吃蒸得軟綿綿的芋頭。

客廳的角落有一張年代久遠的圓形餐桌,大概和我的年紀差不多,平時是倒下的,要吃飯時才會立起。每次立起它,生鏽的底座都會發出「嘎嘎嘎」的聲音,好像一家人吃飯前熱鬧的前奏。阿嬤會算好時間,從廚房端來一鍋剛煮好的蘿蔔排骨湯,眾人就坐、盛飯,享受團聚的滋味。

如果是在夏天,客廳的毛玻璃上會有幾隻壁虎在爬,牠們白白的肚子在窗外滑動,四肢像外星人的手腳,吸盤似的黏住窗面,牠們也是攀岩高手。

阿嬤在透天厝獨居,我讀的國小和阿嬤家以一條省道相連,放了學就搭校車到阿嬤家寫作業,等爸爸下班後來接。有一次放學玩過了頭,校車開走了,我並不慌亂,因為我確知阿嬤家的位置,想都沒想就這麼上路了。

那是我初次脫離大人的視線在街上走路,而那時很流行綁架小孩,即新聞裡說的擄人勒贖。走在路上我並不害怕,只是偶爾回頭看看有沒有人在跟蹤我(當然是沒有),我的視角從車上移到地面,熟悉的省道幻化成一條全新的路,我在騎樓下睜大眼睛,觀察著機車行、檳榔攤和中藥房裡的動態,聞到一股生猛的氣息。

人生的第一場探險持續了半個多小時,那段時間,大人們嚇得半死,我「走失」的消息已經從學校傳回家裡了,阿嬤焦急地站在門前,等我回家。回憶起來,我從小就很可以一個人。

但吃飯仍是眾人之事,爺爺和奶奶早年住在岡山的眷村,年夜飯會在飯廳圍爐,平常我們到岡山探親,晚餐會去鎮裡「上館子」,雖然只是小鎮的餐館,大人仍把到外頭吃飯當一回事,爺爺會穿襯衫、打領帶,奶奶會穿上漂亮的旗袍,出門前,爺爺還會戴上他最好的那只錶。

我和堂哥們像人來瘋的小惡魔,在樓梯間追逐搗蛋,弄得滿身大汗再回餐桌喝一罐吉利果汽水或黑松沙士(這要加鹽),這時第一道冷盤也送來了!三代人按輩份順序夾菜。當高粱喝到見底,大人會重新聊一遍逃難的故事,聊對岸他們回不去的那座鄉,聊隔壁做衣服的太太最近兒子升了上尉。

我則暗自嘆息,媽媽應該早點把我生出來,那道淋上熱油、香脆彈牙的韭黃鱔魚就不會一直在旋轉盤上從我面前經過了。我是年紀最小的孫子,總是最後一個夾菜。

關於成長,《年少時代》的導演李察.林克雷特說過一句我很喜歡的話:「從某個時刻起,你不再長大了,你開始變老,但沒人能明確指出是哪個時刻。」(At some point you no longer growing up, you are aging. But no one can pinpoint that moment exactly.)

吃飯這件事,同樣不知從哪一刻起,從一群人的事,變成一個人的事。真要指出一個時間點,應該是三十歲那年搬到頂樓開始,從此,我一個人吃飯。我不太到外頭吃,也很少自己煮,只是在「該吃飯的時間」下樓,快步走入鬧區的食肆,包個餐盒再快步走回頂樓,搭著晚間新聞的聲音把一頓飯給打發掉。

一年中會有那麼幾天,飯後我盯著空掉的餐盒,會想起阿嬤家那張圓圓的餐桌,想起岡山那家已經歇業的館子,但漸漸也就習慣了,習慣了與自己用餐。人啊,是習慣的動物。

所有人都上山了,基地營連空氣聞起來都很寂寞,發電機有一搭沒一搭地發出陣陣哀嚎,電流透過埋在冰磧石下的電線,把微弱的點滴輸送到各種電器用品的身體。燈亮的時刻如神祇顯靈,那盞燈掛在基地帳的頂棚,隨著發電機的脈搏明明滅滅,像颱風過境的夜晚。

我用喇叭播起預先編好的Playlist,搭機、乘車、徒步、駐紮各有不同的清單,駐紮的這份清單裡國台語歌曲最多。風在帳外颼颼地吹,帳內溫度愈降愈低,我從裝備袋取出瓦斯罐把小暖爐點燃,放到一塊形似台灣的石頭上,那是前幾日阿果在營地巡遊時撿到的,我們視它為好運的象徵。

一個人置身在基地帳,周遭的空間大得像洞穴,我下意識清點起帳內的東西,木箱裡有糖、奶精和Nutella巧克力醬,裝備袋中有泡麵和肉鬆,床墊上是阿果沒帶走的地圖、延長線和衛星電話,門邊躺著元植留下來的腳架。

有那麼一刻,整座基地營都消音了,發電機的咆哮成為模糊的耳語,我被丟到一座無人荒島上,數著所剩的物資,等一艘救難艇開過來發現我,忽然一盞探照燈打在我臉上,桌上的對講機傳來阿果的聲音,聽來是那麼精神抖擻。

「兄弟!如何……還行嗎?」

「還行……只是……幹!好冷啊……」我把瓦斯再調大些,「你們到哪裡了?」

「我們在前進基地營……六點多到的……剛煮完,要睡了……明天上二營。」

「狀況都還好?」

「路……路跡和你上禮拜去的時候不太一樣了……冰塔區有些崩陷,要高繞……」

「好!那一切小心……」

「我們知道……幫元植跟你說晚安囉!」

我和他約好明天清晨進行下一次通聯,同時關掉了對講機,剛才沒說出口的想念化成嗡嗡嗡的雜訊,被收攏到那台小小的發聲機器裡。

少了他們倆的體溫,帳篷變得更冷,我縮在暖爐邊寫完了通聯紀錄,想尋求一些聲光的慰藉,硬碟裡裝了《阿拉斯加之死》、《赤手登峰》、《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這些適合遠征時看的片,也有《回到未來》、《銀翼殺手》、《普羅米修斯》這些不敗的科幻片。

啊!普羅米修斯,到天庭盜火的神,而我現在很需要火。

我把瓦斯關掉,燈也熄了,套上羽絨衣的帽子,拎著一個Nalgene水瓶走出基地帳,一陣凜冽的寒氣直竄鼻心,我全身寒毛倒豎,像隻發抖的刺蝟踩在冰上,繞過石塔掀開炊事帳的風簾,裡頭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蘇克拉正帶著手下在石灶旁擀麵皮,他的二廚在煤爐上熬著一鍋湯,一位滿臉皺紋長得像賓拉登的老人剛從冰河邊取完水,戴著一頂陳舊的漁夫帽,身披軍綠色斗篷,慈祥地問我有什麼事嗎?我說請給我一壺最熱的水,這時拉菲看到了我,他正蹲在水槽邊洗碗,「先生!」他叫道:「我這就來燒。」

他用火柴點燃另一個爐子,把表面凹凹凸凸的銀白色大水壺提上去燒,裡頭是慈祥版賓拉登剛取回來的冰河水。拉菲搬了幾塊石板,請我坐在上面,又泡了一杯熱茶給我。火苗從煙霧中伸出紅色的舌頭,食物的香氣四溢瀰漫,我看著炊事帳裡的景象,滿地鍋碗瓢盆、麻布袋與蒸籠間,是伙房人員睡覺的地墊。

他們一邊幹著活,一邊哼著歌,毫不介意生活在如此凌亂擁擠的場所。我的身體漸漸暖了起來,熱源不單是手裡的茶或腳邊的爐灶,更是這些人心裡的善意,這裡,像一座天涯之家。

我從溫熱的氣息中抽身,走回到自己的單人帳,把暖烘烘的水瓶塞進睡袋,用兩隻腳掌輕輕夾住,這是在冰河上入睡的技巧。三星期來,我每個晚上都會作夢,夢見台灣的人事物;今夜,爸媽在我們的舊家一起吃著飯,兩個人看起來都好年輕。

(本文摘自《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新經典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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