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陸兩會報告涉台部分照本宣科,並無新意,真正的震撼彈是人大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大幅變更,立法會直選議席壓縮至不到3成,增設嚴格的資格審查制度。無論北京如何重申「一國」底線多麼重要、如何強調對香港反中勢力忍無可忍,香港政治制度離《基本法》所設定的民主化遠景目標漸行漸遠,卻是不爭的事實。

威權政體民主轉型兩要素

美國政治學大師達爾曾對威權政體能否民主轉型,提出「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兩大決定要素。威權統治者的容忍成本愈低(愈能容忍)、鎮壓成本愈高(愈難鎮壓),民主轉型機會愈大。港英時期香港有自由無民主,97後反對派擁有一定的活動空間,北京對泛民「反共愛國」主張曾有所包容,同時香港國際化程度高、金融地位對大陸經濟相當重要,故在回歸後15年內,北京很少正面或高調介入香港政治,對碰觸香港政治制度更是慎之又慎。

依照世人普遍認知的情境,《香港基本法》為一個更加開放、民主的香港政治制度擘畫了路線圖,也是一個和平穩定的民主轉型方案:97後的香港被允許保留部分民選議席,再循序漸進地擴大民選議席規模,同時逐步探索特首直選的制度,最終令香港走向一人一票的普選民主制。這本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當初中英談判時北京說服英方和港人的重要理由之一,更具有向台灣示範的意義。

當然,包括港府、北京在內,也曾認真考慮過逐步放開普選,但在「特首不能和中央作對」的考量下,北京在2014年授權港府制定的普選方案中設置了嚴格的提名條件,即保證了北京對候選人具有決定權。這個方案充分印證了達爾「兩個成本」理論,即北京的容忍成本是有限度的,但在較高的鎮壓成本面前,當時中共無意徹底否決香港普選之路,而是以小心翼翼方式推進,儘量順應港人和國際社會的期待。

不過,官方普選方案被香港反對派視為所謂「假普選」,一面發起占領中環,另一面強力杯葛,最終港人不僅什麼也沒得到,反而開啟了通向「攬炒(玉石俱焚)」的不歸路。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當初「鳥籠普選」通過並實現了呢?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是不是至少向前走了很小卻關鍵的一步呢?如果港人在北京預期下普選出特首,會不會令北京對民主化更加包容呢?可惜現實卻通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逢中必反 摧毀信任基礎

過去5年,香港反對派「逢中必反」的激進言行徹底摧毀與北京建立信任和溝通的基礎,「反送中」運動標誌著北京對香港政壇的容忍成本驟升。與此同時,陸資愈加控制香港金融命脈,歐美近1年的涉港制裁幾乎無效,亦展現出北京對香港經濟的掌控力。故北京去年訂立《香港國安法》後,鎮壓成本大幅降低,反對派政治人物被一網打盡。這完全走向了民主轉型理論的相反,果然此次人大決定令香港民主化路徑徹底逆轉。

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歷史背景、社會現況完全不同,但不可否認,北京決策者對港、台的政治思考與行事邏輯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兩個成本」的理論仍然可以借用來判斷北京接下來的對台思維。台灣若認同九二共識,不搞台獨,北京自然對「一中各表」、「中華民國」有所包容,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就有更多彈性空間。同時,台灣愈是加強與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的紐帶,形成深度相互依賴的格局,大陸武統的成本也就愈高,兩岸和平就愈有保障。

但正如當年香港反對派毫不妥協,決定與北京「攬炒」到底,民進黨很不智、不幸地選擇了否認九二共識、去中國化的最壞劇本。當兩岸失去政治連結,大陸對中華民國的容忍成本必定增加;當兩岸依存關係被削弱,大陸更可以毫無顧忌地對台武備、軍事施壓,包括武統在內「硬的一手」的成本大幅降低。今天北京可以毫不回應台灣農民的訴求和各界異議而維持鳳梨禁令,也可以毫不理會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春暖花開」的善意發言而繼續軍事施壓,已證明了上述推斷。

台灣、香港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很遺憾,港人終究無法以穩定、平順的方式應對,引導北京,讓自由民主制度在中華民族生根開花。作為唯一民主化成功的華人社會,台灣當引以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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