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大陸隨即畫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從江浙沿岸延伸到釣魚台列嶼附近,此後,大陸軍機常態性進入雙方重疊空域巡弋,2016年,日本戰機緊急升空達1168次,打破冷戰時期最高紀錄的944次(1984年),日機對應創史上最多,達851次,遠超過對應俄羅斯飛機次數。

探索與中國交往之道

隨著中日關係改善,大陸軍機進入日本「防空識別區」次數降低,但仍維持在高檔,2017年度500次,2018年度638次,2019年度675次,日本航空自衛隊對應中國軍機的緊急升空勤務吃重,空自飛官疲於奔命大感「吃不消」。2020年度數字驟降,4至12月僅331次,較上年同期大減192次,但非受新冠疫情影響,而是日本防衛省改變緊急升空的對應方式。

近年日本戰機緊急升空「伴飛」次數頻繁,日本自衛隊備感壓力。其實,「防空識別區」不同於領空,雖具空防上的意義,但不具國際法基礎,大陸軍機從未進入日本12海里內領空,未構成國際法的違反,何況釣魚台為日本與兩岸間具主權爭端之島嶼,北京堅稱「在釣魚台海域開展巡航執法是中方固有權利」。

中國在釣島海、空域的巡防,意在向國際宣示其對釣魚台列嶼的「實效管轄」外,更圖藉此迫使日本承認「爭議」,強化未來東海爭端談判之籌碼,爭取與美、日在東亞戰略競合中的有利位置。當然,日本改變緊急升空的對應方式亦不意味在釣島主權上後退,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2月27日重申防衛「尖閣」(釣魚台)的決心。

然而,在釣島的對峙中,中國戰機數量(1700架)約為日本戰機(288架)的6倍,使日本空自在東海空域疲於應對。大陸空軍正試圖利用頻繁接近日本西南空域消耗日本空自的戰力,弱化日本的危機應對能力,亦壓縮空自飛官進行訓練的時間。美國軍事智庫蘭德公司認為,日本資源捉襟見肘,現行應對方式難以持續。

日本防衛省檢討修改有關戰機緊急升空攔截標準,將強化對中國軍機的遠距監控能力,聚焦防範大陸軍機「侵入領空」,未構成「入侵日本領空可能性」,即不再緊急升空「伴飛」。防空體系將轉型為對更大範圍的警戒監視,並以F-35汰換老舊的F-15J戰機。

大陸《海警法》實施後,中、日雙方暗示使用武器牽制對方的狀態,隱藏著爭端升級的危險。僅以軍事力量與中國較量,將難以確保日本的國家安全,日本前防衛大學校長、「新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委員五百旗頭真認為,在建立足以防衛自身力量的同時,應憑藉外交手段或聯盟關係以確保安全。日本強化美日同盟、擴大印太安全合作夥伴,並不為在東海放手對抗中國,日本仍須探索與中國交往之道。中日關係的好壞,無關日本政治人物個人對中的好惡,而是基於日本經濟及安全利益的確保。

不把美日同盟當靠山

應對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能力,日本不在絕對不利的戰機消耗戰上比拚,改以在戰術上形成阻卻共軍進入釣魚台及其他西南群島防線的能力。此外,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對立法放寬海上保安廳武器使用條件持保留態度,以避免先對大陸的船艦、飛機開火,授與中國對日被動還擊口實的風險。

日本了解,美國在地緣戰略上雖與中國激烈競爭,但不願走上衝突之路,若「小不忍」,恐亂了美國的「大謀」,將無法自行收拾,美日同盟不是日本對中國出拳的靠山,而是為維繫東亞和平與穩定,此始符合美、日最佳戰略利益。

美國總統拜登的全球戰略異於前任的川普,重視與盟國的關係,但拜登不將盟國帶回冷戰,因美國無力埋單盟國安全的巨額成本。隨中、美經濟規模接近,意在「有所作為」的北京所持之東亞戰略轉趨積極,牽動地緣政治結構性變化。拜登政府「服務美國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不脫「孤立主義」色彩,在中產階級懷疑海外軍事干預是否明智的牽制下,美國恐吝於埋單肩負印太秩序的成本。

菅內閣站在美、中對抗現實上,務實採取溫和平衡的對中政策,構建能與北京有效接觸的戰略架構,可從因應釣島的爭端中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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