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在蔡總統上任後,由於缺乏九二共識的互信,加上去年(2020)新冠肺炎的危機,停止輸出口罩。同時,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宣示,以及反送中的波折,兩岸之間沒有任何溝通管道。在美國拜登總統上台後,如果兩岸仍呈現僵局,會不會有後遺症呢?尤其最近的兩件大事,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兩岸溝通、對談的重要性。其一,習近平和拜登的除夕對談,台灣事前似乎未掌握足夠資訊。其二,2月19日歐美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其主席示警:「全球軍事衝突的風險台海最高。」這兩大事件都值得我們深思兩岸缺乏互動的嚴重性。

美國拜登總統上台後,和川普戰略有相當的不同。川普將中國大陸視為敵人,貿易、科技牌一張張打,而且不按牌理出牌,並不時將香港、台灣議題推向第一線。反之,拜登則將中國視為一個嚴峻的競爭對手,將透過談判對中國施壓,故美中的緊張關係可能稍為緩和。加上拜登本身忙著內政紓困、降低疫情,在外交上很難有較大的突破,對中國力量崛起的壓制恐怕力不從心。再者,拜登的建制化、打群架、協調整合各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模式,耗時較久,可能給中國相當的空間騰出手來對付台灣。

另一方面,雖然蔡總統認為和平的關鍵在中國,但意識形態的對立,是阻隔兩岸溝通的主要因素。同時,如果兩岸缺乏溝通的管道,中國若直接跟美國談判,可能演變成難以控制的局面。再加上拜登的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希望兩岸可以展開對話,降低緊張態勢。由上述情況看來,兩岸恢復接觸、展開對話有其必要性,否則未來受創的恐怕是台灣。

另一個必須正視的議題在於兩岸對立對經濟的可能衝擊。COVID-19、美中科技戰之後,由於半導體、電子資訊業的搶單、轉單效應,兩岸的貿易投資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擴大之勢。國內不少人認為兩岸之間的出口、投資是相互依賴,不能光說是台灣對中國出口、投資的高度依賴。理論上沒錯,但若進一步分析,因為台灣是市場經濟,貿易、投資的主體是廠商,它們主要的考量是成本效益。反之中國是計劃、共產經濟,加上國有企業的比重高,背後政府可以操控的力量強,除非像半導體晶片短期內沒有替代品,否則中國可能不考慮成本效益,指示國有企業降低對台灣的進口,改由東協國家、日韓等國進口,而台灣一年對中國貿易順差有8、900億美元的情況下,台灣可能由貿易順差轉為逆差,衝擊不可謂不大。一旦發生,對匯率的波動、國人的信心將帶來嚴重衝擊。

尤其是大陸領導人的強硬作風,加上其軍力已經和美國逐步逼近,一旦中國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幻想破滅時,武力統一的可能性就會提高。到了2025年左右,是習近平第三任即將結束,邁向第四任之際,必須向大陸民眾繳交經濟發展、兩岸問題改善等績效指標(KPI)的時候,兩岸的緊張關係也會浮上檯面。

拜登總統在內政的制約之下,其目標和習近平很顯然有所不同。拜登的目標以美國內政為優先考量,兩岸只要不出事即可交代。反之,習近平當然希望更進一步,將一國兩制或統一台灣視為其主要目標。2021年台灣沒有選舉,美國有內政優先目標要忙,或許是兩岸對談、交流的一個好時機。

新上任的陸委會主委邱太三,認為兩岸勢必恢復交流,強調兩岸交流應務實推動,並從經濟、文化等領域累積互信,值得肯定。在交流、溝通上,或許可以從三軌的智庫交流開始,由溝通進行求同存異,甚至找出替代「九二共識」以外的新方向。由於「九二共識」的堅持,兩岸溝通幾無交集。未來是否可以找出另外一個兩岸都認同的最大公約數,例如統合、兩岸共同市場等,開始恢復交流、對談,取得一定的信任。有溝通、有交流,才可降低緊張的態勢。

有人認為兩岸可以從防疫、疫苗的取得等,做為出發的起點,未嘗不是個好的方向,例如病毒研究資訊的分享、疫苗的互通有無等。當然,文化的交流、人民的往來、旅遊的開放等也應著手恢復。否則,兩岸缺乏交流,對台灣絕對不是好事,反而醞釀更大、更深遠的緊張態勢。

當然,兩岸交流的關鍵仍在美國,台灣可以透過美國的槓桿,累積對中國談判的籌碼。不過,我們必須透過一些友好動作,包括前往美國擴大投資,口罩、酒精、防疫衣的支援,協助美國再工業化,創造其就業機會等。透過上述努力,累積台美之間的信任,進而強化美國在兩岸僵局下的協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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