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得宜,中國大陸經濟今年可望回歸常態增長軌道。但在如此「破繭而出」良好局面達致之前,今年初大陸工資水平已出現「報復性上漲」勢頭,主要是部分省市新公布的最低工資(基本工資)漲幅偏高,顯然急於扳回去年該項工資凍漲的缺失。這種作法若成風潮,恐將迅速帶動大陸整體工資水平過度上漲,而挫傷今年大陸經濟復元力道。對此,大陸中央有必要及早加以過問。

今年初以來,大陸已有江西、黑龍江、陝西三省,宣布調漲2021年最低工資標準,漲幅約為8%至10%;其中,江西省「一類區域」調漲幅度更高達10.1%。除此之外,吉林、天津、四川成都等省市,亦已表態要調漲今年最低工資,具體調幅將陸續公布,勢將比肩已公布之省分。換言之,今年全大陸基本工資很可能普遍顯著漲升;果如此,則其可能帶動整體工資上揚的程度,殊應研究。

大陸去年受疫情影響,各省市幾乎全面凍漲最低工資。今年由於官方對疫情控制已有把握,經濟展望相對樂觀,所以各省市都醞釀調漲最低工資,而且已公布者的調漲幅度,顯著超過大陸國務院所定今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6%,似乎要儘速補滿去年凍漲最低工資的缺口。

另可發現一個比較微妙的原因,就是當前大陸各省市似爭相迴避「低工資地區」符誌。人們記得,去年5月大陸全國人大與政協「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全大陸有6億人,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此言既出,難怪各省市今年莫不盡其所能調漲最低工資,以避免成為上述「千元戶」的集中區。如果說,那是李克強的「激將法」,也說得通呢!

無論如何,最低工資漲得太快、太猛,亦會激化整體工資上揚的誘因,而不利企業機構控制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剛在大陸開局實行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高度強調「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這也是該綱要用以全面推進民生福祉的最大憑藉。按其思路,應該是先全面提升企業發展活力、優化整體經濟質量,以創造新的附加價值來回饋民生;因此,太快出現的工資漲風,並不利該綱要的貫徹落實。

除了考量上述中長期經濟規劃的發展邏輯之外,大陸各級政府在工資水平相關政策上,更應參酌當期整體經濟績效,其中,GDP年增率是最方便參酌的指標。不過,今年大陸GDP實際年增率將是多少,理應到下半年才會逐步明朗化。因此,若在上半年就採高標準的工資政策,難保不會在下半年變成拖累經濟增長的因素,亦會干擾大陸吸引外商投資之工作,甚至,可能在當前全球通膨陰影下,觸發大陸物價漲風;其影響面甚廣,不可不慎。

而今年大陸經濟增長的真正考驗,會落在下半年。因上半年的GDP增長,有去年同期疫情肆虐下的低基期來「墊底」,很容易出現亮麗增長數據;然而,到了今年下半年,要和去年同期已解封、復工的大陸經濟表現相比,就不容易有突出的GDP增長率,當然也沒有大幅調漲工資的條件。換言之,大陸工資是否適宜大幅調漲,至少須待今年下半年才能見真章。

其次,當前大陸是否有條件大幅調漲工資,亦應考量勞動市場供需。大陸國家統計局新近發布一組相關數據,即去年農民工總量2.86億人,比前年下降1.8%。這樣的減幅,在去年疫情下,屬相對輕微,也顯示大陸基層勞動力供應尚稱充足。因此,最低工資之調漲,可以緩步為之、避免急躁,否則,反而會減損基層勞工乃至其他上班族的就業機會。

於今之計,首應由大陸中央主管機關出面表態,要求各省市按照經濟規律和供需法則,訂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漲幅;惟可允許經濟較落後省分稍多調高,以縮小地區間的貧富差距。如此的表態,在當前多數省市尚未公布最低工資漲幅情況下,仍有相當大的矯正偏差作用。

此外,各省市引導一般工資水平的「工資指導線」,大陸中央亦須及早過問,以免其偏高而脫離經濟現實、反挫今年的大陸經濟增長。

總之,大陸工資水平誠然應反映經濟發展成果,但其調漲應有序、漸進,以追求「勞資兩利」及助益整體經濟永續發展。若是人為的刻意大幅調漲,即是「揠苗助長」,恐導致勞資雙輸;自應避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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