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日本、澳洲紛紛對台海緊張情勢表態,美國國會更不斷出台友台法案,大陸身受台海問題區域化與國際化的壓力,更積極展現肌肉。中共一向反對兩岸問題國際化,反對外部勢力介入,更將國際社會的表態歸咎於蔡政府「挾洋自重」、「倚美謀獨」,升高對民進黨政府的批判強度。

問題本質在內戰與冷戰

平心而論,兩岸問題國際化其來已久,有深刻的歷史、國際與社會因素,非一黨一人之所能為,大致有三個原因:第一,1949年中共內戰勝利,決定更改國號,兩岸之爭不再是政黨之爭,而是國家之爭。中華民國雖然失去絕大部分的統治權,更在1971年喪失聯合國代表權,但這個國家自1912年存在至今,維持了所有國家主權象徵,仍具有現代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人格條件,加上近年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產生變化,因而有了國際化操作的空間。

第二,1949年8月眼見國民黨大勢已去,美國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放棄對國民政府的支持。1950年初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表示美國不會介入台灣,但6月韓戰爆發,美國立刻宣布台海中立化,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由此可知台海問題國際化是由當時美蘇冷戰格局所決定,非國共所能主導。冷戰雖然結束,但是美國二戰後長久以來在西太平洋的國際利益並未根本改變,隨著中美對抗增溫,美國只會把台灣牌抓得更緊。

第三,清朝在1895年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與大陸長久隔離,與大陸社會漸漸疏離,冷戰後台灣整合進入美日經貿體系,與美日交往密切,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有一定的親近感。與大陸雖然同文同種,但在大陸文攻武嚇的壓力下,心理距離漸行漸遠。台灣社會認為無法憑一己之力對抗對岸的壓力,必須引入外力保護,才能維持社會的繁榮與安全。何況如果兩岸統一是對中華民國的消滅,台灣社會自然會有強烈的「亡國感」。

台海問題的本質是中國人的內戰加上冷戰國際格局的延續,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否定中華民國在台灣70年的存在,窄化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事務,絕大部分台灣人民都很難接受。蔣經國曾說只有中國問題,沒有所謂的台灣問題,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所以如果有所謂的「台灣問題」,更多的是台灣人民對生活方式的堅持與社會制度的選擇,而非所謂的「中國內政」。

中國人的事由中國人決定

中國人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那就要想辦法用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來化解。中國人以和為貴、實事求是、通情達理,從來不是一個只相信拳頭的民族;不要國際化、不要外部勢力介入,就要用自家人說自家話的方式、語調、感情和管道;既然是自家人,就不能只憑實力說話,既然要憑實力,阻止台灣援引外力就不合理。

香港《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回憶汪道涵先生時曾有一段描寫:「他首先回歸中國政治傳統中的文化傳統。在和台灣海基會已故前董事長辜振甫的互動中,演京劇、吟唱唐詩宋詞,以戲喻政,以詩詞詮釋權力,一舉手一投足,汪辜二人演出了最佳的對手戲,讓全球華人驀然發現,中國政治的優雅身段,戲中有戲,情外有情。在古典的文化身影中,化解現代權力爭鬥的粗糙與無情。」時代巨輪不斷前進,兩岸再也沒有類似辜振甫、汪道涵如此博學儒雅、傳統文人風範的人物,但是減少權力鬥爭的粗暴與無情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回到台灣,外力固然可保一時的安全,但也有成為棄子的風險。兩岸的接觸與談判還是要靠自己,在共同的認同與語言基礎上,應可減少不必要的誤會與傷害。

台灣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基礎,只要願意,找到共同語彙並非難事。大陸拿出中國文化寬容大度的胸襟與通衡達變的智慧,台灣對自己在東西文明與制度衝突中的關鍵角色有自信,兩岸關係不是沒有迴旋的空間。民胞物與、厚德載物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的人民都是同胞,都應視為手足,追求心靈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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