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1年)三月下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國大陸對外事務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阿拉斯加的2+2會談中劍拔弩張,互不相讓。會場氣氛可以用以下幾個字形容:初試水溫、互不示弱、出口轉內銷(由會議的強硬姿態,擴大對國內宣導)、鬥而不破。

中國大陸本想營造友善的氣氛,做為中美兩國策略對談的基礎。但會談前,美國制裁數名涉及香港選舉的香港及中共官員,又分別拜訪了日本、韓國及印度官員,布局明顯將矛頭指向中國,並針對香港、西藏、新疆、台灣問題,做了激怒中國的發言。在避免失去裡子又丟了面子的情況下,中方在會談中採取高亢、激烈的發言。而美國國務卿也不輕易妥協,目的在於向全世界、美國人民宣示美國重返國際社會的企圖心,並遏止中國進一步擴張的野心。不過,這是否代表拜登表面做足氣勢,向國人交心,或者真正地承襲川普抗中的意志,和中國展開後續對抗,仍需進一步觀察。

在拜登官員強硬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一些隱憂:第一,拜登以內政、處理疫情為優先,針對外交投入的心力可能相對有限。第二,拜登以建制化、打群架、結合同盟策略為主,在合縱連橫之間,中國比較有喘息空間可以騰出手來對付台灣。第三,拜登欲重建國際秩序,但在中國龐大市場的吸引下,如果美國未提出更多的「公共財」(如公開承諾、軍事實力展現、經濟利益交換等),其他國家能否同心站在同一陣線,值得疑慮。第四,拜登內閣中,有不少人是猶太人,在戰略上防俄是否優於制中呢?也值得觀察。

再進一步看,兩強相爭過程中,美國去中化,中國也在去美化。美國禁止將有美國智慧財產權、設備、技術知識(know-how)的東西輸往中國。同樣地,中國也積極與美國在中國廠商、台灣二線的半導體、IC設計廠商合作,並鼓勵台灣企業赴中國投資,擺脫美國的影響。尤其是中國針對特斯拉汽車內的鏡頭,認為有收集資料之嫌,禁止官方、國營企業購買特斯拉的汽車,有教訓美國廠商的味道。

此外,美國印太司令公開指出,未來五、六年,台海處於高度的危險中,令人心生警惕。最新一期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更報導指出:台灣是地表最危險的地方。之前,為了因應台海的危機,新任的陸委會主委邱太三認為,兩岸應該創造「建設性的模糊」。

除了建設性的模糊之外,我們認為台灣應該原則堅定、手段靈活,就像新加坡、菲律賓處於兩強之間仍靈活遊走。大國旁邊的小國以不得罪大國為主,並利用品牌、智慧財產權、國際認證、系統整合等差異化的優勢來尋求經濟的發展。例如:德國旁邊的瑞士、荷蘭,分別以鐘錶、生技、巧克力;以及花卉、金融、物流等行業來區隔德國的石化、汽車及工具機等,以維持競爭優勢。尤其在台灣對中國有巨額貿易順差、大幅出口的情況下,不能民粹地只說,我們依賴中國市場,中國也同樣依賴我們的技術等等,需知中國是共產經濟,可以不考慮成本效益提高台灣的進口關稅,或改由其他國家進口,而台灣的市場經濟很難要求廠商配合,做出重大的改變、犧牲。

同時,盡可能爭取兩岸交流的恢復,讓中國有和平交流的希望和想像,否則在和平統一無望的前提下,中國可能啟動對台灣的軍事戰略。尤其是五、六年後習近平的第四任連任在即,必須向其全國人民展示績效指標(KPI),特別是在台灣問題的進展上。

至於可能制衡中國與美國,台灣如何與之建立連結?台灣和拜登的淵源不如川普,因此透過擴大投資美國、贈送酒精、口罩、防護衣及協助美國再工業化,創造就業機會,取得拜登及美國人民的信任,再由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邁向經濟合作協議(ECA),最後再爭取難度最高的雙邊貿易協定(BTA),「付出代價、先經後政、先務實再務虛、按部就班」等應是台美經濟、政治合作的指導原則。

此外,在經濟的接軌上,透過代工生產、海外布局、短鏈、在地深化等策略,台灣和美國在供應鏈上的合作已有相當根基。接下來,應是透過併購、合併、投資美國廠商,取得技術、人才交流、商業模式,尋求在AI、5G、物聯網等嶄新領域、生態系的建立,使台灣透過新技術、人才、商業模式的取得,才能保有對中國大陸、東協國家的技術領先與整體競爭優勢。最後則是資本市場的接軌,如尋求台灣證交所和那斯達克市場的合作,甚至整合台灣新創前20大企業,成立台灣新創20的聯合指數至美國掛牌,使美國資金可以來台投資,擴大台灣資本市場的縱深,並為股市注入活水。在台灣企業更容易自海外資本市場籌資時,產業的升級轉型也就可以大步邁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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