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過去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是長年致力於中國內部轉型及外部關係研究的中國問題專家。

鄭永年撰文指出,很多中國人所不能理解的一個問題:「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輝煌成就,當我們認為這是中國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時,為什麼西方對中國的成就產生了恐懼感並對中國的制度進行妖魔化?」

鄭永年分析,這與「中國敘事」的方法有關,中共在處理中國化和國際化的關係時,善於把中國問題置於世界背景之中,從世界經驗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同時,也強調世界方案的中國化,形成了「世界問題、中國方案」。

鄭永年表示,這與很多發展中國家形成了鮮明對照。很多發展中國家往往照抄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結果就是失去了國家的獨立性,和西方形成依賴關係。但對中國而言,因為中國是通過學習國際經驗得到發展,中國模式因而具有了「世界性」;同時因為中國不照抄任何一個國家的經驗,而是通過消化融合到中國經驗,保持了「中國性」,也就是獨立性。

既然「世界問題、中國方案」的經驗是成功的,為什麼中國的敘事話語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鄭永年指出,中國的敘事話語沒有直接反映這些成功的實踐,知行不一。人們在聚焦和宣揚中國性與傳統性的同時忘記了現代化和國際性。在強調「世界問題、中國方案」的時候,忘記了實踐中的「中國問題、世界方案」。過度強調了「特殊性」,而忘記了「普遍性」,忘記了中國所具有的「特殊性」就是從「普遍性」發展而來。

鄭永年認為,一旦過度強調「特殊性」,「中國敘事」話語就會充滿民族主義或者民粹主義色彩。明明具有普世性,卻說成只有特殊性;明明是中國在吸取了他國成功經驗或者失敗教訓基礎之上的實踐,卻說成和外國經驗的「對立」;明明是在用中國方式實現普世價值,卻無端去蔑視和批評普世價值。這不僅扭曲了中國的實踐,解釋不了中國的實踐,更促成和外在世界的對立,甚至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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