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就是二十年流光如咒語,不知怎麼就把人拋到了後面。回想起來,少年的學生與中年的我,彼此教學相長,在人生路上緊密共行了一段,對雙方都成了無可分割的記憶。
那時我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學在大陸招生,以北京、上海、廣州的酒店會議室為據點,而參與招生的教授們第一次以視訊的方式在香港校內面試。那曾是多麼新鮮的經驗!我們在一座新起的教學大樓裡等著廣州那邊連線,電腦開著機:看見酒店了,看見中大的工作人員了,看見面試的房間了,看見年輕的學子一個個進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面容清秀的女孩,她在答問之間條理特別清楚而口齒分外清晰,我因這個聰慧的學生而感到高興時,一位同事突然問,除了中大有申請他校嗎?她說,也可能試試澳洲的大學。開學時我心裡多希望她能選我們,而又真的在課堂上看見了她,得一英才而教之的快樂竟瞬間湧上了心頭。她是葉嘉。如此,我們結了這一世的師生緣。
大一下學期她修讀我的翻譯史,我一般從五世紀的佛經翻譯講起,一直要講到五四時期的翻譯活動,並兼及延安文藝講話所揭示的文藝政策對翻譯的影響。時間跨度既大,所涉議題又多,期末報告在選題上多有可發揮琢磨之處。然而葉嘉竟另闢蹊徑,問我可否討論《源氏物語》的兩個中譯本。我們二人都不懂日文,遑論十一世紀的古典日文。但她既有此一問,想來一片心思正在豐子愷與林文月的兩個譯本上,我實不想消耗這能量,何況真懂古典日文的學者,根本是鳳毛麟角,目前似乎還不必考慮這因素。再者,這是她進大學後的第一篇小論文,是練習曲,不是碩、博士論文的交響樂,也許現階段我們可暫別原文,把重點放在譯文的風格上,看看豐、林兩位譯者呈現給我們的平安朝宮裡宮外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師從林文月習謝靈運詩,老師的譯文,自《中外文學》連載時期即已拜讀。至於豐譯比林譯開始得早,卻出版得晚,我倒是還沒有讀過。留學美國時曾隨日本教授唸過兩學期《源氏物語》的討論課,以韋理(Arthur Waley)與賽登斯提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英譯本為主。這兩個文本的譯文風格,給讀者如我帶來了很不一樣的感受。即便有誤譯、錯譯、漏譯,既不能掩蓋韋氏譯文的絕代風華,賽氏譯川端康成的清冷細膩也未能為其之譯《源氏物語》增添靈氣。翻譯學是一新興的研究範疇,牽涉的因素很廣,這一英譯對照組反襯了中譯某種觀點,或烘托了中譯某種現象,就答應葉嘉寫這個題目了。
大一生葉嘉的第一篇學期報告,從林文月與豐子愷的兩個中譯本探討《源氏物語》的女性聲口。以和歌為例,縱使林譯以楚辭體為主,用的最多的語助詞是「兮」字,是否合適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大量使用語助詞,讀起來自有一種宛轉綿長之意,符合一般中文讀者對日本女性在說話與儀態上的認知。而豐子愷將和歌譯成五言或七言詩,讀起來不似日本女子,倒像是中國士人。兩個譯本因風格不同,彷彿呈現出兩個不同的世界。葉嘉初試啼聲而能有此見解,我看見的是後生來者發掘問題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翻譯之為學科,自歐盟建立以來,倍速成長。在茁壯的過程中,除了文學翻譯、商業翻譯、藝術翻譯、法律翻譯等專業科目之外,課程逐漸涵蓋翻譯理論、翻譯史、文化與翻譯等。最特別的是畢業前要交出中譯英與英譯中各一篇四千字的譯文,而選材必須是未曾有人譯過的作品。翻譯期間,有固定老師一對一的指導,也可以說是藉由長篇翻譯的經驗,來敦促學生實際練習並作取捨以解決語言轉換時帶來的各種問題。
我成了葉嘉英譯中的指導老師。她每個星期要譯上一大段,先交給我看,上課見面時我們再討論。回想起來,這種一星期最少一小時的互動可能是最接近《論語》裡的問學。那一年是2006年,她選的是住在香港的英裔作家Matthew Harrison同一年出版的英文短篇小說Queen's Road Central。這條大馬路就是有名的「皇后大道中」。他是用英文寫作的香港作家,關注的人情不可能與華裔港人一樣。所以故事發生在中環皇后大道中的一家銀行,聚焦於白領麗人與她的洋人上司之間的各層關係。這個不同的視角,帶來相異的挑戰,就是在翻譯的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回譯」的問題,亦即很多場合必須還原至有粵語情調的中文詞語,而不是心血來潮重新譯一遍。在後殖民色彩濃厚的港島中環,熙來攘往的街道上,推擠著終日恓恓惶惶的人群。這氣氛、這感覺也都得譯出來。
這時我留意到對翻譯理論的瞭解與能做一個行文流暢的譯者實在是兩種不同的能力。中、英雙語都好,並不能保證翻譯可以做得好,關鍵其實落在語言與文化的轉換上。這是雙語之外的第三種能力。換言之,若譯入語無法脫離譯出語先天的束縛,從事翻譯研究的人自身往往也不能免於用翻譯體翻譯,甚至用翻譯體寫論文。葉嘉一級榮譽畢業,是當屆成績最好的學生,但最難能可貴的是,她同時也是少有的文字通達的譯者。
葉嘉留校繼續攻讀碩士,因有志於未來讀博士,所以進了哲學碩士的學程,而非修滿學分即獲學位的一般碩士。有一門翻譯理論的課必修,另外一定要寫一篇碩士論文。所以論文寫什麼,絕對是在為自己未來的研究定方向。
那幾年我或同時、或先後指導三、四個碩、博士生寫論文。他們有做聖經翻譯的、佛經翻譯的、性別因素塑造翻譯的、殖民政策與香港認同影響翻譯的,都是很嚴肅的題目。葉嘉的興趣卻不同,她對民初以上海周瘦鵑主持的《禮拜六》雜誌圈為主的通俗文學很有使命感,想在這方面盡力,故來問我的看法。我之所以知道周瘦鵑,還是因為張愛玲,還曾以張氏視自己的短篇小說為鴛鴦蝴蝶派而感到驚訝。但稍微想深一層,才想到我根本沒有看過《禮拜六》雜誌,這本文藝雜誌中原來還有很多翻譯作品。《新青年》尚且補看過很多期,最少對魯迅、胡適、陳獨秀以北平為主的革命性思想與文藝氛圍有些認識,上海的城市風貌與文化品味竟全然忽略了。
我們慣常說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好像除了唐,其他朝代都沒有詩。事實當然不是如此,況且宋詩、清詩還非常出色。在八世紀已被認可的唐代大詩人王維開了水墨畫一宗,為明朝的書畫大家董其昌所特別推崇。可是單講水墨能代表唐代風華嗎?直至流觀敦煌壁畫,細覽金碧山水,才能略微感知何謂盛世的輝煌。有一回在波士頓美術館看過一個展覽,展出印象派繪畫巔峰時刻的十九、二十世紀的學院派,我當場就嚇了一跳,因為我腦海裡若想到當時的巴黎,只會想到咖啡館、歌劇院,以及明媚的水波與陽光,好像還是主流的學院派竟早已不復存在。這是多大的偏見啊!可見後世之人若不回歸原來的語境,必難窺當代全貌。何況清末民初東西文化撞擊時的力道與上述所言豈乃不可同日而語所可盡言,所以非常高興葉嘉可以補上這一時期海派的文化風景。
葉嘉在必修的理論課上交出來的論文,是探討周瘦鵑在《禮拜六》上撮譯的一部長篇小說,原文是法文,作者是Madame de Stael。周氏不懂法文,中文本自非譯自法文,而是轉譯自英譯本Corinne, or Italy,而中譯的題目竟用了晏殊的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既是撮譯,中間牽涉的問題當然極多,但最特別的是,周瘦鵑似乎是越譯越高興,居然自己隨興往下寫開來,創作了續集,題曰:《似曾相識燕歸來》,直接在下一期刊出。是先有了「花落去」的譯題,而忍不住要湊上「燕歸來」嗎?葉嘉的論文在此探討了翻譯與創作的關係。十里洋場的上海在這一雜誌上展現了不同於故都文士所在意的話題。原來上海通俗文藝雜誌是一堆有待挖掘的礦藏,而我們對此幾近於無知,葉嘉因此立志做此方面的研究,定下了方向。(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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