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銀行日前發布第二季理監事會議事錄,其中有兩點十分不尋常:一是大部分理事發言重點都聚焦通膨,二是對新台幣匯價的討論僅「一句帶過」,由此可見物價變動已取代匯率波動,成為央行當前最急迫關心的議題,也將主導後續貨幣政策走勢。

依央行本身預估,認為當前國內通膨走升應屬短期現象,預期今年通膨仍溫和、通膨率高點將落在第二季,下半年通膨率可望緩步回降,至於全年CPI及核心CPI年增率預估分別為1.6%及1.11%。

台灣今年前五月平均CPI年增率為1.39%,CPI上漲主因來自油料費大漲,且今年以來國際原物料價格明顯回升,推升國內進口及國產內銷品物價。央行也坦承「輸入型通膨壓力漸增」,且依央行調查投信公司的通膨預期顯示,預期未來一年CPI年增率大於1%的家數比重大幅增加,通膨預期升溫。

央行議事錄也提及,數位理事對國內外通膨情勢表達看法。有位理事表示,依6月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後發布的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PCE)及核心PCE年增率預測值資料,今年美國通膨率較高,明年則將下降;國內物價方面,國際原油價格波動造成的輸入型通膨,對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物價影響頗大,例如5月台灣CPI年增率2.48%,其中半數漲幅來自油料費及機票價格上漲,國內通膨是否會持續上升,值得進一步探討。

另位理事指出,進口物價指數年增率或國產內銷品物價指數年增率近月均快速攀升,不能忽略進口原物料價格快速上漲的事實,一些國內通膨預測研究發現,進口物價指數與躉售物價指數為預測未來CPI通膨的良好指標,近期該等物價指數快速上漲,勢將推升未來國內CPI通膨,值得密切關注。

一位理事指出,小型開放經濟體對通膨的控制實屬不易,例如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對台灣物價的影響頗大;瑞士亦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其通膨目標即設在2%以下,但不能陷入通縮,基本上與央行可接受的通膨落在0~2%區間相同,且若國內投資持續上升,內需增加,即使通膨率略高亦可接受。

某理事認為,過去美國物價多呈平穩,主要是受惠於全球化的發展,商品均在成本最低的國家生產,因此美國的輸入型通膨低,導致其CPI及PCE年增率均不高,但中美貿易戰讓部分產品供應鏈移出大陸,造成部分商品成本上升,加上疫情影響貨運缺櫃、塞港問題,推升運輸成本,因而反映於商品售價。

綜合來說,央行理事普遍認為台灣目前通膨仍屬可控,但也示警因油價、運費等問題而產生輸入型通膨可能趁勢來襲;另一共識則是央行應就如何觀察通膨,再研究訂定新指標,同時適度調整目標值,以求貼近現實並可兼顧經濟成長。

在此同時,對於去年下半年理事最關切的匯價問題,第二季理事會議事錄中僅出現一句:「綜合考量,央行應無升息空間,加以新台幣匯率已偏強,此際亦不宜升息」,可說是歷來央行提及匯率篇幅最少的一次。

截至今年7月底,今年以來,美元指數上漲了2.14%,在此同時,新台幣今年來對美元仍上揚1.94%;如果就2019年底至今年7月底,新台幣對美元漲幅更高達7.65%,僅次於人民幣的7.89%。所以央行說新台幣「偏強」,基本上是正確的形容。

但值得深思之處,在於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特別是5月本土疫情爆發後,國內消費需求急凍,可以說今年以來物價的漲幅多數來自所謂輸入型通膨,如果拿掉新台幣對美元升值1.94%的部分價格抵銷效果,國內物價上漲壓力可能更大。也就是偏強的新台幣,某種程度協助了物價穩定。

另外則是過往股市和房市攀向高點時,財富效果也會造成物價蠢動,但這兩年主要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消費降溫,進而出現國內物價沒漲的假象,政府對提振消費的需求也因而大於平抑物價。

以央行理事會議事錄的「貨幣政策考量因素」來看,包括主要經濟體均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並續推大規模財政激勵方案;當前國內通膨走升應屬短期現象,預期今年通膨仍屬溫和;近期國內疫情影響消費動能,但在出口及民間投資成長支撐下,國內經濟仍將穩健成長。

其中主要經濟體的寬鬆和國內消費動能,可說都是疫情下的非常態,一旦疫情過去,物價終究是央行迴避不了的問題。

誠如央行理事所言,6月美國FOMC會議雖維持政策利率目標區間不變,卻調高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IOER)5個基點(bp,1bp是0.01百分點),「技術上實已升息」,央行貨幣政策不宜與Fed貨幣政策背道而馳。

再者,美國一旦升息,美元指數可能再創新高,資金也可能因利差而自台灣撤出、回流美國,屆時新台幣是否還能守住亞洲最強或世界最強的位置很難說,但若新台幣貶值,迫在眼前的便是沈重的輸入型通膨壓力。

換言之,面對疫後各國央行寬鬆政策的退場,加以物價的挑戰,央行可能必須摒除長期以來的雙率雙低,改以雙率雙升因應,才能力持穩定金融市場和物價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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