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的變異病毒株Omicron,從去年底以來,橫掃全球,世人聞之色變。由於在疫情防治策略和逐步恢復經濟活動之間,各國政府想要兼籌並顧的期盼,已經為之破滅。影響所及,不只是歐美國家、日本、南韓等各國政府「與病毒共存」,面臨遍地烽火的疫情。而中國大陸的西安和天津,也進行「封城式」的清零作為。疫情之下,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

從去年11月底的感恩節以來,歐美各國政府的疫情管制措施鬆緊不一,新年過後,一波波的疫情,使得街頭抗爭和警民衝突,不斷的發生。事實上,更積極的疫情管控措施,還是美國聯邦政府的「疫苗施打強制令」,及其所涉及憲政等級的政治爭議。拜登總統在去年9月「超前部署」規定,100人以上的企業員工,必須施打疫苗,並定期接受篩檢。繼參議院在去年12月推翻之後,今年1月更進一步被聯邦最高法院否決該項禁制令,但是,接受聯邦政府補助的機構,醫護人員還是必須要接種疫苗。拜登總統因而於1月下旬,另外啟動全面提供免費的居家快篩試劑之計畫,是否為時已晚,已經成為政治問題。

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大陸一以貫之的防疫策略。只要發現確診的病例,就進行全面性「應做盡做」的核酸檢測。從「清零」到所謂的「動態清零」,去年12月迄今的西安和天津,兩個上千萬、合計將近3,000萬人口的超級都會城市,運用原始、專業的普篩,嚴格管制居家小區的住民進出,確保生活物資的供應無虞。簡言之,其所耗費的人力、物力,並非一般國家或甚至歐美各國政府有能力做到。

如此強制的防疫作為,是否違反人民的自由意志,固然是一個重要的爭論焦點。「居家禁制令」,去年在歐美國家,於疫情的不同發展階段,曾經普遍的被採納。然而,歐美國家應對緊急狀態的特殊措施,最多不超過三個月,而且是在部分民眾無法接受、過程爭議不斷的情況下,所以並沒有真正做到貫徹執行。而其結果就是疫情隨著病毒的變異,而起起伏伏,時好時壞。最不幸的是,這一切都因為Omicron變異病毒株的迅速傳播,在過去兩個月,如同海嘯般的侵入全球的各個角落。

正因為如此,中國大陸於是針對入境的外國航班,採取不准班機降落的機制,希望阻絕Omicron跨國侵襲的政策思維,明確清晰。面對農曆年後的北京冬季奧運,兩個月來,疫情的內憂外患,「對外,積極防禦;對內,堅壁清野」,無疑是春天到臨之前、不會改變的抗疫主軸。

防疫策略的訂定,必須基於疫情發展的階段和政府執行的能力。中國大陸和歐美國家面對Omicron的挑戰,「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南轅北轍;成效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國家體制,「動態清零」的所做所為,是「為所能為」;歐美國家採取「與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希望民生經濟能夠逐漸復甦,最大的挑戰則是「我的身體,我的選擇」(My Body, My Choice),歐美人士的公民自主意識。

過去兩年的疫情,每每都被認為「可能流感化」的觀點,Omicron「類似流感」、無症狀或症狀輕微、甚至可以居家「自我療癒」,就可以康復,似乎讓人看到隧道盡頭的一線曙光。然而,即便如此,一般民眾心中仍有多重質疑,例如,這一波傳播極其迅速的疫情,重症住院或病故的人,是因為沒有完整接種疫苗嗎?康復後,會不會留下後遺症?這些疑問尚待日後的研究和分析。

「與病毒共存 vs.動態清零」,當前兩條抗疫的路線,是基於各自的政策目標,並沒有是非對錯。歐美國家「與病毒共存」重視經濟的邏輯,民眾不一定會因為確診而病死,但卻可能因為百業蕭條而餓死;而且,社會上不願意接種的民眾,並不在少數,這是應該優先解決、但卻無法克服的問題。「動態清零」則是「完全清零」滾動式檢討的新作為,重視政治的邏輯,「長痛不如短痛」;然而,除了政府有能力落實抗疫措施,中國大陸具備的優勢是,能夠自行研發和製造疫苗,具有相當完整的工業製造體系,而且內需市場夠大,具有長期抗疫的主客觀條件。

在北京冬奧結束之前,「與病毒共存 vs.動態清零」仍然是呈現在世人面前,兩種不同的抗疫型態。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程度之別。人類對抗百年一遇的病毒,哪一種策略比較成功,最後的結果,仍有待時間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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